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哲学课？

　　“太不可思议了，地球上会存在这样一堂哲学课，”黄梓姣说，“这是所有人的集体感受。”“脑袋像被通了电源。”
　　在无美剧可追的夏天，“人人字幕组”发现了这些自2004年起美国常春藤大学就陆续上传校园官网的课堂视频，将授课内容翻译成中文字幕。“冒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哈佛大学桑德斯礼堂，桑德尔教授面对座无虚席的一千多名学生，当然也面对着摄像头之后不可估量的全球网民，说，“哲学教化着我们，也搅动着我们，它使我们和本已知的事物产生矛盾。这很讽刺。这堂课的难度在于，它在教你一些你已知道的事，它使我们一些本来毫无疑问熟悉的事物，一下子变得陌生。”
　　黄梓姣，广州某周刊记者，2010年春节期间在开心网——媒体人扎堆的社交网站——就发现了这条课堂视频转帖，这条长达54分钟的非娱乐视频其时居然已被转贴数千次。此前，被转千次以上的视频长度基本在5分钟之内，以玩以闹为主。这是网络正在缩短思想集中度的事实，越短越好，否则就跳过。
　　这一次，黄梓姣却一口气把它看完。在桑德尔的正义第一课中，屏幕前的她似乎和地球另一端桑德斯礼堂里的一千多名学生被不断要求思考一个个道德困境——
　　A。你开着一辆电轨车，突然刹车失灵，车前方有五个工人，分岔轨道上只站着一个工人，如果你猛转方向盘冲向分岔轨道，你会撞死那个工人，却可以挽救五个人生命。你怎么办？
　　B。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桥下一辆失控的电轨车快要撞向车前方五个工人，此时你身边站着一个大胖子，如果你将他猛推下桥，他必死，但他的身躯却可以阻挡电轨车撞死五个人。你怎么办？
　　C。你是医生，一天夜里医院突然来了五个轻伤患者与一个重伤患者，只有一天时间，你要么挽救重伤患者的生命，却得看着另五人死去；要么救治五个轻伤患者使其康复，让那名重伤者死去。你怎么办？
　　春节毕返粤，黄梓姣发现这堂课居然成为同事间的共同话题。7月暑期至，讨论这堂正义课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实习生、大学同学。
　　作为一名记者，黄梓姣的经验是，当身边不同圈子的人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或现象时，它往往已构成了一个公共性事件。
　　果然，在优酷、土豆、开心、人人等知名视频与社交网站，桑德尔的正义课都分别有数千条转载记录与数十万次点击量。其他受追捧的公开课程还包括耶鲁大学的金融课、死亡课与欧洲史等。
　　普通人接近哈佛的全新“路线图”，实在是Web2.0时代与免费网络商业逻辑联合打造的“DIY大学”。“在传统教育里，教授者与接受者是固定的。在教育2.0时代，人人都可成为知识的再生产者和传播者，教育会成为一种‘自组织’。转贴、浏览量最广的就是精品，即使没有强大的教育机构支持，通过这种社会自组织形式，教育的触角也能够伸得更远。”多年从事教育公益的志愿者小石说。
　　在六年前就开始出现为公开课配中文字幕的台湾，这些世界顶级大学课堂的影响力，还渗入到本土高校。OOPS(MIT开放课程中文计划义工组织)主持人朱学恒说，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也已开始录制课堂教学，下一学年再上同样一门课时，让学生先看视频，再直接进入讨论。
　　与常春藤公开课程类似的TED也受到中国年轻网民的欢迎。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是一个社会各界精英交流的头脑风暴盛会，创于1984，现在由Chris Anderson创立的非营利机构种子基金会主办。
　　TED每场演讲时间都在18分钟以内，主题旗帜鲜明，集中于各领域最新最有想象力的发明或设想。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都是它的演讲者。参加过TED的人会说，说不定你身边坐的就是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得主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这简直就是为网络传播量身定作的，”朱学恒说，“随身携带一个上网本或iPad，在上下班的地铁上，正好看完一场演讲。”

　　分享主义者

　　“未来第六感”——网络上浏览量与转载率最广的TED演讲——讲述的是一项即将投入市场的技术革命：数字科技将内化为你身体甚至你思想的一部分，比如，你用四根手指框住一幅你喜欢的景色时，你已经将它拍摄下来了；你在超市买厕纸，你会收到提示，哪种厕纸最环保、性价比最高；当你与生人第一次见面时，你立刻能接收到对方的所有数字信息，职业、毕业院校、爱好、星座……
　　有个TED志愿者负责广东一个学校的演讲放映会，即使来的人很少，他都很有激情地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没有任何的回报，有老师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这么投入？他说自己是个“分享主义者”，把有意思的新东西和别人分享，让他感到很快乐。
　　美国常春藤公开课程与TED的中文翻译义工之间虽交集不多，但他们属于同一类“分享主义者”——
　　他们熟悉且善于搜索、利用英文网络世界资源；宅家宅电脑，却只是用来工作和学习；对新鲜事物持有婴儿般的高度好奇与执著；真正的Web2.0er，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阅读器、挖客或书签，很久没有通过打开一个个网站来搜集信息了；乐于无偿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收获成就感与荣誉感；善于在Web2.0环境下，维护及管理松散而高效的义工组织，行动力强。
　　用朱学恒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高度进化的生物。
　　人人字幕组负责人之一梁良第一次知道美国常春藤公开课程，是受VeryCD内容编辑的一再推荐。字幕组成员相互商量后，一致同意着手翻译。
　　VeryCD是执行Web2.0理念的站点之一。
　　类似的站点其吸引大批流量的原因在于能提供及互享英文网络世界中最新最有意思的资讯及视频，并以开放的姿态调动读者参与贡献内容。
　　此外，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是，英文信息在全球网络世界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中文资讯——尽管对于大部分中国网民而言已经足够了——仅占总盘的2%而已。
　　这些站点的负责人之间联系紧密，2004年与Web2.0同时诞生的一年一度的中文网志年会成为志趣相投的Web2.0ers建立线下人际网络的重要平台。
　　TEDtoChina(中国网友志愿发起的，将TED介绍到中国的松散组织)负责人之一Tony，2009届中山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眼下已经参与组织起广州、北京、上海TED的线下活动，主要是在高校放映TED演讲视频，邀请当地的各界社会精英发表TED风格的演讲，再进行头脑风暴。
　　7月16日，TEDxYUE(粤)在中山大学北校区举办了一场以“明日医学”主题的TED放映会。
　　创立TEDxYUE时，余恺和他的志愿者几乎只是在豆瓣这一类社交网站上吆喝一声，来自广州各高校的自荐信就来了。这正是社交网站高度发展之下的基本通则，高举共同兴趣爱好或相同价值观的旗帜，团结在一个个小组之下。
　　余恺的初衷是，让更多学生接触到趣味横生的无边界知识和创想。
　　2010年7月，在牛津演讲的Chris Anderson说，TED成为了创新的催化剂，“现实中，你很想做一个改变，但不知道如何改变，别人的创新思维演讲不一定具体针对你的问题，但使你受到启发。”
　　余恺到墨尔本读人类学前，其实并不知道人类学要学什么，TED有个演讲，一个行为研究专家全世界不同地方跑，教世界上不同的人怎么用手机。看了这个视频，他即刻被点醒。

　　机会平等推进剂

　　安猪，TED志愿者，“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发起人，2010年4月18日，和余恺一道赴云南丽江一个偏僻的山村，为当地小孩子举办了一场TED风格的18分钟演讲。
　　余恺给孩子们讲了“26个字母的故事”，过去志愿者常常给孩子们送去物质的东西，但他想给农村孩子带去“1公斤思想”。纯粹的演讲对山村的孩子不太合适，他就让孩子们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孩子们似乎看不懂视频演讲的内容，但眼神都非常专注。
　　余恺将一个叫家园的视频调出来，那是个每人讲一段话的片子，他请孩子们模仿，对着摄像头的孩子们很紧张，余问他们每个人3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最想做什么？你最想让爸妈为你做什么？每个表达了自己想法的孩子都很兴奋。
　　余恺不仅将他的想法分享给别人，其实他最大的益处是通过分享，他也得到了新的启发。
　　这种“参与式”的思维模式也改变了他过去解决问题的习惯。比如以他的食品专业知识，牛奶很好，但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从来没机会喝牛奶，怎么解决营养问题？他们去了村里两周，把当地市场上所有的材料都买回来，根据当地孩子的认知状况，为他们制作个性化的食谱。
　　他曾注意到哥本哈根智库提出花4000亿美元4年时间解决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中国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严重，但缺乏数据，政府层面不会顾及这个问题，去山村演讲的经历使余恺想到一个idea，如果在平台上发布一个消息，全国不同地方一千多个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做一个最简单的体检，只要身高、体重，只要学校有网络，互联网的协作，就可以将全国农村孩子的营养状况表达出来。
　　由于资源有限，现实中好的师资向名校倾斜，学生处于一种被教育状态，没办法选择自己受教育的内容，有的学校老师手持二十年如一日的发黄教案。
　　余恺他们做过一个“平等机会”的活动，在30个高校开创新演讲的放映会，有好学校，有普通的，有本科，有专科。网络资源的普及，将好教育的成本下降，只要一根网线，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向世界级大师学习新思维。
　　“这种网络教育对国人的最大意义是一个机会平等推进剂，只要你是好学的，你可以更容易找到相当优质的资源以及有共同兴趣的人，夸张一点说，即使在山村，只要你足够努力，也能在山村里获得哈佛的教育。”Tony说。
　　但现实障碍是，有人英文读不懂；另一个是语境的问题，如果要理解别人的新想法，思维要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些演讲对某个人可能启发很大，对另一个人则毫无影响。
　　不过，余恺觉得，这种新思想的学习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比较功利，学生要考四、六级，不关心短期内似乎并不实用的新思维。”

　　世界学术霸权的大计？

　　作为第一所公布课堂视频的大学，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每节公开课的制作费用约为20000美元。联系到发源于MIT的硅谷文化，其所倡导的开源运动与MIT的这一“烧钱”举动颇有相似之处，但从美国常春藤大学接二连三纷纷公开课程来看，单用“义举”来解释似乎未免太过纯良。
　　看了耶鲁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的金融课导论，黄梓姣觉得那简直是耶鲁的宣传片，“1985年，耶鲁基金已经拥有约10亿美元，另还有些艺术藏品，价值好几亿，从1996年至2006年，耶鲁综合收益率达到28%，平均摊在每个学生身上是200万美元。并且，这笔钱就放在那里，随时可以折现。”
　　耶鲁另一名教授保罗·布罗姆在上心理学导论时，开场白便是，“我们将会被摄像，本年度结束时，所有视频录像都会在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通过网络传播到各个国家，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们提供便利，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的大计”。
　　在独立学者安替看来，这句在课堂上引发哄堂大笑的点睛之语才是关键。2008年，安替作为哈佛尼曼奖学金获得者，成功选上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课，早早坐在桑德斯礼堂里，等待这位在哈佛同样是最受欢迎的教授。
　　安替说，美国大学各门课程的第一节课被称为shopping课，老师需要向学生说明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参考书目以及考试方式，他们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展现自己的学术功底与个人魅力，因为在shopping课之后，学生才需要决定这学期是否选这门课。
　　因此，在各学年初的shopping课期间，美国各高校里充满了自由市场竞争的硝烟。2007年，哈佛校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桑德尔教授赢得了shopping课的胜利”。
　　作为胜利者的桑德尔，不但拥有约1200名选课学生的最高纪录，还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在桑德斯礼堂开课的教授。这座华丽考究的礼堂，是哈佛用来举办每年毕业典礼的地方。
　　开课时，安替注意到，众多没有订上课的学生站满了走道。相比之下，网络公开课程恰恰解决了资源稀缺的问题，并在网络“自组织”筛选机制下，被哈佛学生公认为最经典的课堂也被精准筛选出，受到最热烈的推荐与传播。
　　“这就是一堂global shopping(全球推销)，”安替说，“哈佛通过展示自己最卓越的课堂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去报考它，耶鲁，MIT，所有美国常春藤大学都会那么想。”
　　眼下，日本的大学也宣布，将其课堂视频上传网络。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协会自2006年起也开始组织试点大学的老师翻译中国精品课程，希望将中国精品课程推介到国外，使中国融入世界知识共享运动的潮流中去。

　　免费公开课程，正在成为全球人才战略的全新战略手段。

　　可以想见的未来，当各国高校将其最优质的课程上传网络共享，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网络“自组织”筛选机制下，被筛选出的最优质课程将对处于弱势的教育资源产生巨大压力。显而易见，各国最优秀的人才完全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朱学恒告诉本报记者，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各国字幕组的兴趣仍集中在翻译英语网络资讯上，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公开课程是受到非英语国家一致推崇的。而亚洲网络世界的内容，除了日本的动漫，吸引力仍集体处于弱势。
　　罗伯特·希勒的金融课程在中国年轻网民中颇受推崇，原因之一在于他所推崇的直白商业逻辑，“人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社会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并没有亏欠，而且我们也不必为追求经济利益感到内疚。”
　　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课是众多免费课程之一，按经济畅销书作家克里斯·安德森提炼的网络时代下的免费商业逻辑，免费的目的，是为了催生一个巨量的新经济。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商业概念。

　　余恺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意识，更多时候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他在演讲中看到印度的农民也会讲自己的创新故事，中国的农民其实也很有想法，但可能是中国教育的原因，中国人讲出来的故事比较机械化，很难讲得打动人，外国人非常追求差异化的表达，“可以说你不知道，但说出来就得和别人不一样。”
　　“中国的大学应把更多资源不是仅仅用在建漂亮的教学楼上”，余恺说，而是帮助学生游学世界各地，去感受这世界本来是圆的，但也可以是平的，是热的，是挤的，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