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原本的人口基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如今在中国“养老风险”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养老制度的不健全已经令越来越多的国人担忧未来的养老金储备问题。据称，未来想要60岁后退休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起码需要500万元。
　　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原本的人口基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加之医疗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口的平均寿命，更加快了老龄化的速度。据了解，中国于1999年10月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以年均3.23%的速度持续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44亿，2020年将增加到2.48亿，2050年则会突破4.37亿，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国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老人。对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国家而言，养老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并不奇怪。但是，“活得太久”成为一种财务风险、一道生活难题，却不得不说是一个新的社会议题。

　　“我们正在上演真实版《老无所依》”

　　鲍东奇：对于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一点，您个人怎么看？
　　石述思：其实，11年前中国已经是老年化社会了。因为当时老龄化的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总人口数量的10%。从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增长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按专家的测算，1990年到2020年之间是全球老龄化速度都比较快的一段时间。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实，中国未来的3个解决方案是和社保的思想一致的，个人负担一点，社会负担一点，国家负担一点。这样的安排就比较现实了，不能把解决养老负担的问题全都压在个人身上，否则就只能是“只闻富人笑，怕见穷人哭”了。
　　鲍东奇：调查发现，有近9成80后已经确定将来无法赡养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资助；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太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和至少1个孩子的家庭压力。4个老人1个孩子的“421家庭模式”的家庭压力陡然压在当代青年身上，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呢？
　　孙红：自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家庭结构变成了“4:2:1”型，即一对夫妻要养4个老人和1个孩子，除自己外，人均负担 2.5 人的生活费用，这显然是无力承担的一副重担，所以“养儿防老”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想在晚年过上安康生活，只有靠自己未雨绸缪，早早做好保险规划，这是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是低保障、广覆盖，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求；受城镇化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制约，企业年金制度还难以惠及广大的社会群体。从世界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趋势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养老责任逐渐趋于平衡，市场化的商业养老保险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商业养老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它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对象，在被保险人年老退休或保期届满时，由保险公司按合同规定支付养老金。目前商业保险中的年金保险、两全保险、定期保险、终身保险都可以达到养老的目的，都属于商业养老保险范畴。
　　商业养老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区别。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用是投保人本人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直接缴纳，由于缴费水平较高，相应的保障水平也高，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以及想要的养老保障设计养老保险，灵活选择保障程度。商业养老保险也可以当做一种强制储蓄的手段，帮助年轻人未雨绸缪，避免年轻时的过度消费。
　　选择商业养老险时，应同时兼顾意外、健康险等保障类商业保险，以抵御人生中各种风险。通常情况下，商业保险缴费在家庭年收入的15%左右，而其中的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额度应占全部养老保障需求的30%。工薪阶层可以选择缴费期限较长的年金养老保险，在指定年份开始领取退休养老金，并根据实际退休金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领取年限。若选择具有分红功能的商业养老险，其复利增值作用，也具有抵御通胀风险的作用。
　　石述思：在中国，很多人还是想把解决养老的问题寄托在亲情上，就像传统农耕社会中所倡导的养儿防老，但无数的现实都证明如今此路已经不通。当然了，作为子女，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因为老人已经基本完成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功课。
　　其实，中国的养老问题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部电影《老无所依》，甚至是在上映真实版的《老无所依》。很多人不能获得意外横财，很多人还在被疾病或贫穷“追杀”。

　　“30年后，500万不是天文数字”

　　鲍东奇：如今在中国，“养老风险”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养老制度的不健全已经令越来越多的国人担忧未来的养老金储备问题。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人保险大会上，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中国发展中心秘书长郑森源提出中青年人应该做好“空巢养老”的准备，必须从现在起留出“过冬的粮食”。他提出了一个数字：500万。就是说，未来想要60岁后退休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就需要500万元。这500万是如何得出的？该如何解读？在目前的国民收入条件下，又有多大比例的中国人能够攒足这一笔超高养老金呢？
　　孙红：500万是个数字，不过，他没说这是什么时候的500万，如果现在30岁，30年后才养老，按5%~6%的通货膨胀率计算，500万也就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了。所以，年轻人不用太担心。
　　石述思：今年对于80后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他们进入了而立之年，登上了时代的舞台，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也开始扮演投资、理财、消费的新生力量。所以，我觉得郑秘书长的话更像是在对80后介绍理财计划。按照他的算法，从30岁开始，每年拿出2万进行投资，在不断获利的情况下，就可以在退休后过上富足的老年生活。
　　中国有一部分人是肯定能过上富足的老年生活的。他们生活在社会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根据胡润的调查数据，内地平均年消费1.1亿的消费财富新贵人数为5.5万人，他们过富足的老年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是达不到500万的。
　　鲍东奇：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面对500万的高额养老金，我们在寄希望于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要自己着手储备。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制定自己的养老金储备计划呢？
　　孙红：养老由3部分组成，社会保险占30%~40%，商业保险占20%~30%，个人投资占40%。社保对大多数人说占30%~40%，对收入特高的只占10%~20%左右，需加大商业保险的份额。商业保险需购买分红型的年金保险。个人投资是购买基金、债券、信托和房产投资等。
　　石述思：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靠个人只有两条道可走，第一个就是在银行攒钱，第二个是投资、理财。我们都知道，目前房地产如果不崩盘，炒房子比较靠谱；要么就是投资股票，但要是没有内部信息，稳赚的机会也不大。所以说，现在的投资项目特别狭窄，投资的种类都是个体公民无法承载的。像外国人还可以投资粮食、投资石油。
　　鲍东奇：按现在物价涨幅3%计算，如果在60岁攒够500万元，到时就可以过上“富足老年生活”；但最低限度也要在退休时拥有170万元，这样可以保证你过上“优质老年生活”。那么，什么才是“富足”和“优质”呢？这170万和500万的现实差距在哪里呢？说明了什么社会现实问题？
　　孙红：优质的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是除了基本生活外要有休闲生活，如旅游、保健、聚会、朋友等。170万与500万的差距不好说，只是品质不一样。

　　“国外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制度”

　　鲍东奇：当下的中国确实已经跑步进入了老龄化时代，但“银发中国”正好又处于转型时代。从社会进程的角度看，转型期的中国也正面临着“青春期的烦恼”，这烦恼包括民生焦虑、信任焦虑等等“多重民生焦虑现象”。无可否认，“养老焦虑”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治疗中国“青春期”的“养老烦恼”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
　　孙红：需要社会舆论多宣讲为子的责任，老一代人要多点积累，不要给孩子过多消费。再者，国家应加大投入。
　　鲍东奇：在这场关乎全民生存质量的“养老困局”探讨中，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民众该如何化解压力上，这种说法是否比较片面？
　　孙红：养老困局的大部分需国家解决，像医疗保险一样，国家必须投入。同时，减少通货膨胀的增长，使老百姓手中的钱缩水慢点。再者，通过税收和慈善从富人手中取得一些资金帮助低收入人群。
　　鲍东奇：有人说，中国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世界150年才能完成的老龄化进程，中国老龄化拥有了“未富先老”的典型特色。如此严峻的“中国特色养老形势”，也引发了民众的部分恐慌，有人甚至选择了移民。
　　孙红：在我看来，国人的出走折射出对未来的不确信。外国对低收入群的保障是相对比较好的，政府会承担低收入人群大部分的需求，我们应借鉴。对高收入人群应用税收和慈善调节。
　　鲍东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富阶层的移民风是否也表明国外的一些养老制度还是能够吸引他们的？在您看来，对待与处理养老这个问题上，国外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吗？
　　石述思：国外毕竟是成熟的法制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制度。完善的法律就是国家福利制度。虽说因为我们国家起步晚，底子薄，不一定要完全借鉴国外的高福利模式，但是，我们也不能变成无福利国家，或者是低福利的国家。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60%用在了国家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上。我们借钱让美国人拥有了很好的福利和很好的教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让自己的国家也享受这样美好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