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嘉德春拍的古籍善本专场中，明嘉靖间刻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义廿五卷》引人关注，它曾在2008年嘉德秋拍中以200万元的底价流拍，这次却以414.4万元人民币成交。在它的说明里有如此描述：此本首刻有吕祖谦序，《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七著录为宋本，实为明刻本，据溥仪赏赐溥杰书目，1922年8月6日溥仪赏溥杰出宫。
　　天禄琳琅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府善本特藏书库，清乾隆九年(1744年)，高宗亲笔题写“天禄琳琅”匾额悬挂于昭仁殿，收储宋、元、明各代珍籍善本，其中，以收藏珍贵宋版书著名，其版本精良，装饰精美，书品上乘，可称为中国古籍珍品中的奇珍。截止到2009年，出现在拍卖会上的天禄琳琅藏书达24部之多，虽多以单册、残卷出现，却屡创天价。比如，1995年春，嘉德春拍出现第一部天禄琳琅旧藏《欧阳文忠公集》，拍出了27.5万元；2004年，北京翰海拍卖了宋版《春秋经传》，拍出了193.6万元；2009年嘉德春拍出现了明版《六经图》，拍出了240万元。
　　既然天禄琳琅藏书是如此珍稀的国宝级文物，又屡次出现在拍卖场，国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向斯表示，只要认定了是从前故宫的东西，国家有关部门会尽全力进行收购。
　　向斯表示，天禄珍藏的命运和中国近代史一样坎坷，最大的一次劫难是遭溥仪盗窃出宫。据他的专著《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披露，“从宣统十四年(1923年)七月至九月，溥仪先后41次赏溥杰昭仁殿珍本古书210部，几乎全是宋本精品，包括宋本199部，元本10部，明抄本1部。”溥仪盗运出宫后，昭仁殿中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虽然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品相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溥仪盗运出宫的那些珍本却又略逊一筹了。
　　向斯介绍，清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和改善禁锢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换取大量金钱，溥仪想到了宫廷古物珍宝。于是，溥仪以赏赐为名，将210部天禄琳琅古书珍品，由其弟溥杰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记载，这批古书出宫以后，都交给了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载沣又交给自己的弟弟载涛，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变卖了几十件，最后全部运往东北，入藏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
　　对于溥仪盗宝之事，向斯有着独到的见解：“它说明当时虽然已经推翻了旧的王朝，但人们的观念却没有跟上。没人想过溥仪的小朝廷怎么生活，因而对国宝也疏于管理，也没有对每天进出的皇室人员进行搜身，给溥仪以可乘之机。”他认为，毕竟溥仪从小接受皇族教育，骨子里面一直觉得自己还是皇帝，认为拿点国宝是正常的事情，就像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实际上，宫里的珍宝是国家财产，造成流失，是全民族的损失，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向斯还介绍，为了防止国宝流失，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还保留了以前清宫里的宫廷管理方法，就是两个人一起进库房，下班后一起锁门、贴封条，钥匙要还钥匙房。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溥仪仓皇出逃，伪皇宫内的珍宝顿时遭到国民党执勤兵哄抢。所幸国民党东北地区财政特派员张嘉璈慧眼识珠，发现伪宫内尚存一批宋元善本图笈，共有13箱。后来这批书籍用飞机运回北京，由政府再次交回故宫博物院。
　　有意思的是，2009年嘉德春拍中出现的明版《六经图》，恰恰没有被张嘉璈发现。据拍品持有人、国民党东北清查团干事刘燕夫的后人介绍，刘燕夫在伪满皇宫附近古玩店闲逛时，见到店内最贵的物品标价二十两黄金，原来是一本古籍，书前标明宋版《六经图》。问及店家，告曰此乃宫中警官合伙拿来出售，于是刘燕夫认定其为宫中散出之宋版，意义非同一般，毅然购之，并携往文物专家金毓黻处请过目，金亦认为此书价值极大，愿以双倍价格请刘燕夫转让，遭刘婉拒。刘燕夫1949年初赴台，1971年又转而定居美国，1978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见到这本书，鉴定后认为此书乃明版而非宋版，之后刘燕夫将其影印流传于世。
　　向斯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故宫曾陆续从民间收购了一些天禄琳琅的藏本。之后，故宫将自持的天禄琳琅藏本都划拨给北京图书馆珍藏。近年来，还不时从民间冒出天禄琳琅珍本，比如2005年时，山东图书馆就从民间收购了13册明刻版《吕氏家塾读诗记》。“如今，在溥仪盗出的210部天禄琳琅珍本中，还有约一半流散民间。”向斯认为，那些在外飘荡了近一个世纪的天禄琳琅藏本，到了该回家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