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外滩画报》
　　H= 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

　　“女校长的头衔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B：你从2004 年开始担任MIT校长，是该校151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事实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女性出现在美国名校校长的位置上，如哈佛大学的德鲁·福斯特、普林斯顿的雪莉·提格曼等。不过福斯特曾表示，与其被看作“女校长”，她更希望只是被别人看作“校长”，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H：我不是很确定别人怎么看，但对我来说，MIT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的头衔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或许你们还不知道，我还是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从事此职的生命科学家，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以我的例子来鼓励更多与我背景相同的人，尤其是女性。
　　B：在成为MIT校长之前，你曾担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事实上，在投身学校行政工作之前，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脑神经科学家，你曾经在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工作，是什么使你放弃成为一名科学家而转为管理者？
　　H：这个问题我曾经被问过很多次，我想这是有关于个人发展选择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的大学里，老师可以选择只进行学术研究，整天在实验室里，也可以选择从事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但当你本来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有一些成绩，你又转做行政工作，人们就会不理解，认为很可惜，但我很享受这一切。现在由于许多的行政工作，我几乎没有时间给学生们上课，但这并不表示我与学生就会产生隔阂。当我走在校园里，许多学生都能认出我，还来和我聊天，这让我很享受。
　　从出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当时莱文校长邀请我出任这个职位，我立刻接受了。除了原来研究室的工作，我一直对怎样帮助更多的学生在校园找到归属感并享受校园生活的工作感兴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不过，当我接受莱文校长的任命时，我认为那只是一个短期职位，我可能很快回到研究工作中去。渐渐的，我认识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不但有趣，而且关系到下一代，几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于是我做了下来，直到现在。
　　B：你在出任MIT校长时发表的演说中表示，自己的责任是将MIT打造为“有心改造世界的学生的乐土”，你打算如何做？
　　H：我一直认为校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教育其实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你在本科以及研究生时期在一个学校能够学到什么，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开心都与你的个人选择有关。能够进入MIT的学生无疑应该是全美最好的学生，因为他们必须在SAT考试中取得高分，我们通常只录取前10%的学生。不过，分数不是唯一，我们还很注重学生真正希望的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想来，他们是否真的抱有热情，他们是否有上进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此外，在MIT各专业的本科教育中，除了专业课程，学生们还不得不完成我们设置的6门所谓必修课程，主要包括许多人文类的科目，因为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全面发展，文理兼修，而不是那种只会埋头算算术的人。
　　B：MIT 在中国也有一个人数庞大的校友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现在美国一流大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生给外界的印象是成绩很好，但似乎很不活跃，沉默内向。作为校长，你有否与许多中国学生打过交道？他们现在进步一点了吗？
　　H：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上课了，所以在课堂里近距离接触学生的机会很少。很遗憾，我并没有与我们自己学校的中国学生打过很多交道，也许对他们也不够留意。
　　对于MIT来说，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来自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他们在同一个校园里学习生活，我们希望尽量为他们创造好的环境。但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我相信肯定是有的，我碰到许多海外学生刚入学时很不适应，甚至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发现这里的课堂气氛更自由，更多的时候是你自己自主地选择学习，而在课堂里，你必须表现得更积极一些等。既然你已经来到这里，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够尽快融入到新的校园生活中去，并且享受它。
　　B：你一直致力于把MIT打造成科研型大学，但你们还得进行一些比如本科生的基础学科教育。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在基础学科教育和最前沿的科研领域探索方面，你是怎么做到平衡的？
　　H：这是作为校长的另一个重要职责。从某种角度来讲，学校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些平衡。一方面，我们对于自己的教育质量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全美，还有世界各地最好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的成功也成就了我们的学校。
　　另一方面，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我们必须抱有长远的眼光；尤其是在当今这样的世界环境下，如果想始终保持国际一流水准，你必须具备国际一流的竞争力。这就意味着你必须不断推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工作，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重大挑战，尤其在过去两年，经济大环境对于美国所有大学都有影响，在资金支持短缺的情况下，我们重新调整了预算，但还是继续维持原本对于各科研项目的高水平投入。

　　“独立的最大挑战是你必须负责自己的资金来源”

　　B：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MIT一直保持着一项传统，那就是每任MIT校长都会兼任美国总统的“特别科技顾问”。这样的传统是否依然保留着？自上任以来，过去6 年，你给美国总统提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的确，这样的传统还在延续。每一任MIT校长都会从事特别顾问的工作，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头衔，只不过是为政府科技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制定出一些主意。在这方面，我必须做到公正无私，不是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给与意见。
　　过去6 年，我始终保持一个习惯：每个月必须去一次华盛顿，风雨无阻。而在2008年大选期间，我还为两党总统候选班底提供顾问工作。我记得，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对清洁能源领域抱有很大的理想，这一点令我非常满意。
　　我不想说自己到底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不过，最令我高兴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看到奥巴马政府在鼓励科研，尤其在绿色能源这一领域做出承诺并投入巨资。
　　B：谈到大学的体制，最近有一则关于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先生的讲话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当时的大意是，只要保持当前的投入力度，中国在未来的20-30年里一定会出现世界顶尖级别大学。对此你怎么看？
　　H：老实说，我并不清楚莱文校长当时的情况。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想法。这次我到中国来，先后拜访了上海和北京两地包括交大、清华在内的几所本地最好的大学，也会见了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
　　我认为现在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我看到你们拥有一些最优秀并且具有自己独立想法的学生，他们非常活跃；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本身在美国一流学术机构工作的中国学者、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的校园担任教学工作；此外，我也看到中国的政府部门对大学建设投入了很多，他们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很令人鼓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在2020年之前，中国能够涌现出2至5所世界级别的大学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此，我也很有信心。
　　B：你刚才谈到，中国政府部门的承诺让你对中国大学的未来很有信心。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力比较大；而在美国，我们知道诸如MIT、哈佛等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的，相对而言都比较独立。你认为独立具有什么劣势和优势？
　　H：正如你所说，相比中国的大学，美国大学的独立度较高。独立有独立的好处，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重点来发展，相对比较自由。与此同时，为了保持顶尖，美国大学关于生源、师资以及各种资源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就像MIT，我们在自我增值方面始终是不遗余力的。
　　独立的最大挑战就是你必须负责自己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遇到诸如金融危机时，就会出现压力，所以，许多大学融资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校要找资金，各个院系的教授也要为自己的项目找资金，所以教授之间因为项目资金而发生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在我们学校就是如此。除了竞争有限的学校拨款外，许多教授自己也必须找一些其他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
　　B：你们与政府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H：作为校长，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不断游说政府加大对科研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在美国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政府只是对于一些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进行某一领域更前沿的研究，更多的时候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募集资金。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因为政府只进行一些基础的投资，所以很多前沿研究有了成果，所有的知识产权就归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