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监总局全文公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明确：矿工有了解本单位领导下井带班计划的知情权；无矿领导下井带班时，逐级汇报后的拒绝下井权；井下作业过程中，确认下井带班领导无故提前升井后，向班组长(队长)申请提前升井权。（8月26日《成都晚报》）

    这份意见对于工作在地下矿山的矿工而言，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然而，仔细品味这项矿工权利，笔者觉得，从现实情况讲，这项新政策好像是“悬在空中”，矿工摸不到也够不着，徒有虚名。换句话讲，这个权利现在对矿工而言，恐怕是脱离实际的。
    在现实资强劳弱的语境下，矿工能得到基本的工资福利，就算不错了。倘若让矿工来监督领导，行使“领导不下井，我也不下井”的权利，明显过于天真。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矿领导对此不“感冒”，矿工又能奈何？是扣矿领导的工资，还是罢免矿领导的职务？恐怕这个选择题目，根本没有选项。否则，倒有砸矿工自己饭碗的可能。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即便真有了明确的细则，也不一定会保准执行到位，还更需有保证执行力的规定。就拿矿领导下井来讲，早在2005年4月份，安监总局就发文，要求实行煤矿领导干部下井带班作业制度，并将其作为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一项重点监察内容。可是，五年过去了，矿难频频，仍不见矿领导与矿工一同下井。
    其实，像矿工这种“悬在空中”、“画饼式”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还的确屡见不鲜：譬如，某地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某省规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多少个月之后，可以向资方索取欠额三到五倍的赔偿；还有，住房公积金体系将农民工纳入到覆盖范围之中……
    细细思考不难发现，这些权利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高攀”不起，更“享受”不到。就经济适用房而言，因为农民工不需要在城里买房子，即便是价格相对便宜，绝大多数也根本买不起。享受经济适用房待遇远不如享受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子女能在城里上学等权利更为迫切，他们可能宁肯放弃经济适用房这个挂在“墙壁”上徒有虚名的权利，而期待政府能保障他们急需的、且能够得到的真权利。
    所以，我觉得，制定这类公共政策缺乏理性而务实的态度，也彰显了决策者形式主义作怪。可以说他们很少站在弱势群体的视角设身处地来考虑问题，只求公共政策表面有“闪光点”，这就导致一些听起来是利国惠民的措施，实际上全然不顾是否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