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审计部门刚刚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成为日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的一个焦点话题。业内人士认为，不必对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的问题过于担忧，但对隐藏的金融风险应引起足够重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尤应重点清理规范。

　　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过高存在隐忧

　　我国审计部门披露的情况显示，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政府，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其中，2009年以前形成的债务余额为1.75万亿元，当年新增1.04万亿元。新增债务中仅有8.92%用于中央扩内需新增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还有相当部分用于建设2008年前已开工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从偿债资金来源看，2009年这些地区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财政资金偿债能力不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风险原因有三：一，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多由地方政府提供隐性担保，这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隐性化和长期化趋势，“这也是银行最难把握的问题”；二，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资金，从而导致银行难以把握一些地方政府真实的负债及担保状况，使商业银行向来一直通行的一些风险管理手段难以真正落实；三，一旦未来政策收紧，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地方财力下降且支出增加，就有可能形成信贷资金系统性风险。
　　他还认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由于贷款期限都比较长，一般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内，因此短期还不会出问题，但过了三五年、进入集中还款周期后，问题就会集中显露出来。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地区风险差异

　　不过，参加此次“陆家嘴论坛”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对记者表示，不必对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高负债率问题有过大的担忧。她说，部分地方政府2009年负债率过高，与去年“4万亿元”项目中地方政府资金配套压力较大有关。“但目前政府负债率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中央财政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可以逐步帮助其解决高负债率问题。”
　　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在论坛上说，浙江对地方融资、投资平台都比较谨慎，“去年4万亿元投资启动之前，我们调查浙江各地的投资平台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后来4万亿元投资启动，浙江财政拿出100亿元、加上其他融资共有两三百亿元投资高速铁路，这些投入总体也是可承受的。”
　　“我们的融资平台有‘三不准’：一不准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二不准财政为融资平台进行担保，三不准融资平台之间互往。”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说，“重庆的地方融资都是以资产而不是未来财政收益作为基础的。”
　　国金证券在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1至2年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可能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而银监部门也较早地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控制与检查，以防范更长远的风险，未来只要经济平稳过渡，这些贷款并非必然要出问题的。

　　对待地方政府高负债应有“远虑”

　　上述国金证券报告认为，地方政府高负债率、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出现系统性风险，取决于融资平台贷款新增规模能否控制下来、经济是否会经历大落以及土地市场是否会停滞，目前看来，地方政府负债率尚无“近忧”。
　　应该说，由于地方财政和政府性债务管理还不够严格和规范，尤其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时间长，总体规模大，历史遗留债务负担仍比较重，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造成的长远风险仍应保持足够的警觉。
　　连平认为，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机制，对其融资金额要有一个限额，严格控制其过度融资；其次，要建立地方政府融资授权制度，以约束、规范其行为，这里包括融资额度和期限的授权；此外，还要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关注资源和资金使用效率。
　　吴晓灵还认为，以后国家在启动类似“4万亿”这样的项目时，可根据各地情况提出配套资金要求，或者完全不要地方配套。“全国人大已有这样的建议，希望可以改进投资的管理和配套资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