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此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将发生深刻变化，调控重心需要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侧重点不同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要给此书定名为“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刘伟：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许多宏观经济政策，都即有需求管理的属性，又有供给管理的功能。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侧重点仍然是不同的。
　　近些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对需求管理的应用力度在不断加大，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管理也是我们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需求管理更多地属于一种短期管理，是宏观调控的必备手段。但也应该看到，在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失衡，仅仅依靠各种短期需求政策是不可能解决的，还必须运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法律政策及行政手段等，从生产领域不断地、长期地对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加以调节和改善。这就是我们书中强调的供给管理。

　　中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的矛盾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伟：2010年特别是下半年，中国面临的总量失衡最主要的威胁是“滞胀”可能性上升。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可能加深。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到中后期，而城市化率只有45%略多，若考虑到这45%中还包括在城镇从业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远未城市化，那么，真实城市化率更低，与当代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差距极大，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比重相对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43.3%，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但到2008年不仅未升反而下降至40.1%。预计到2010年末这一比重也只能达到41%左右，比“十一五”规划预定目标低2个百分点。这种结构落差严重抑制了就业增长，抑制了消费扩张从而抵制经济增长。
　　其三，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失衡，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落后。据测算，在中国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率超过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若继续增长，对消费需求增长在短期里将会直接形成负面影响，即会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负增长。这就要求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消费，否则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将受到侵蚀。
　　其四，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的总结构中，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三者之间，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现已达到20%以上。其次是企业收入。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迟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68%左右降至2008年的58%左右。事实上只有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就不能不严重限制内需的扩大，特别是限制消费需求的扩张。不仅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而且居民收入内部的差距在扩大。包括城乡差距扩大和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目标也影响效率目标，突出的在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越是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克服和缓解上述总量和结构性失衡，将构成2010年甚至更长时期里宏观调控，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的基本任务。

　　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技术创新

　　经济参考报：您提出今年调控应重点在供给管理，具体有什么建议？
　　刘伟：就总需求而言，没有理由在2010年率先退出扩张性政策轨道，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止跌回升，但构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所以扩张性的总量政策方向，至少在2010年上半年不能改变。但在保持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应当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
　　就供给管理来讲，包括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在创新支持下，透过市场缓解产能过剩，使产能过剩能逐渐压到20%以下的正常水准，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增大重复投资的技术门槛，从而完善市场体制，提高竞争性，以形成淘汰机制。
　　中国已列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同时又推出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着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推出区域发展政策，使区域差异不仅成为各地区的特点和比较优势，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更持久地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中国近年批准的12个地方发展国家级战略，正是新的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当然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技术创新政策。为有效地实现扩张型需求政策，供给管理目标必须在强调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其供给效应，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既注重扩大需求，又注重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