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仕途从上海开始，2001年他来到重庆。
　　金融危机期间，黄奇帆将惠普、富士康、英业达等IT企业引入重庆，同时创造了重庆特有的加工贸易模式。
    2010年4月2日，黄奇帆在其市府办公室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将他的这番筑巢引凤规划娓娓道来。

　　“危”中找“机”

　　2009年年初，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民工潮从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回流内陆。
　　黄奇帆经过调研，发现笔记本电脑恰恰是高科技领域产生的新的机遇。无线上网技术的更新，使得手机可以无线上网，这是传统的第二代多媒体手机向第三代的转型。而笔记本电脑的多媒体信息，都能够在无线网上传输。“每个人把手机当电脑，电脑当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化了。”黄奇帆告诉记者，“手机人人有一个，一年要生产7亿个。笔记本电脑本来是桌上的东西，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所以这个量就大了。”
　　说干就干，黄奇帆第一眼就瞄上了惠普公司。惠普是世界级的电脑公司，2008年全球有1.6亿台电脑生产量，惠普占了30%，也就是说有5000万台。排在后面的还有宏基、东芝等其他公司。
　　我国代工电子产品的业务一般都设在沿海，黄奇帆倒也不想抢沿海城市的份额，“我们要抓增量。”黄奇帆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受到销售量下降的冲击，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原因，三至四年销量就会翻番，如果说2008年全球笔记本电脑的销售量是1.6亿台，那么到2012年会达到3.2亿台。
　　这新增的1.6亿台产能是继续放在中国沿海，还是放到哪儿？这是黄奇帆动脑筋琢磨的，也是惠普在考虑的增产布局问题。
　　但黄奇帆也明白，“人家也不一定要设在重庆”，“人家以前都是在沿海地区搞加工贸易的，要把它拉来重庆得想点招！”沿海低廉的物流成本是黄奇帆绕不过去的坎。
　　传统的思路是，在中国沿海继续搞两头在外的加工。也就是说，原来在上海有5000万的订单继续在上海追加单子，加到8000万台也可以。
　　但物流成本比沿海地区高几乎是不可能逾越的先天劣势。但黄奇帆突发奇想，如果把两头在外的加工模式缩成一头在外，不就直接砍掉了另一半的物流成本了么？
　　所谓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就是国外企业将研发和销售中心都设在海外，只在中国留下代工制作的工厂，外国企业需要把零部件运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加工，加工成成品后再运到国外销售。其间的物流成本相当大。
　　黄奇帆提倡的一头在外，正是把零部件厂商同时整合到重庆，让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流程在同城完成。

　　攻克惠普，解决“鸡”与“蛋”的问题

　　在一头在外的模式里，要同时把品牌商和零部件商拉倒重庆，是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故事。没有大批量的品牌商订单，零部件商不肯过来；同样，没有大量的零部件集群，品牌商也觉得成本过高。
　　在这个角度上，重庆提出其物流成本比上海还低，而重庆的劳动力成本、税收、土地成本本来就比上海低。黄奇帆带着这个想法去找惠普。
　　惠普的副总裁可能见惯了传统中国地方官员招商的程序，一开口就问重庆政府准备给多少补贴？黄奇帆说没有补贴。副总裁笑了，说重庆的物流成本那么高，没有补贴惠普不干。
　　黄奇帆把这个一头在外的模式跟惠普一说，副总裁将信将疑，问重庆是否有把零部件商都吸引到重庆的能力。惠普答应可以先下几百万台的订单到重庆试点一下，黄奇帆说几百万的订单虽说对于重庆也是大项目。但他还是希望得到惠普的更多配合，“如果只搞几百万台，引来零部件商是没有指望。但是如果惠普下4000万的单子，那零部件厂商看到衣食父母订了4000万台，一定会跟过来。”黄奇帆这样回忆他在加州惠普总部的说辞。黄奇帆的坚定和自信获得了惠普的信任，4000万台的订单落袋。2009年8月10日，重庆市政府和惠普签约。
　　黄奇帆的胃口还不止4000万台。他告诉记者，零部件厂商过来以后，对4000万台形成低成本，其他的地方厂商一看这个地方零部件厂商也进去了，也能再加4000万台，到时候8000万的零部件供应基地的规模效应比上海、江苏等沿海的基地规模还大。“沿海四个省做1亿台，重庆一个城区就做8000万台。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集群效应。”黄奇帆不掩得意之态。
　　黄奇帆坦言，引入惠普的大项目在媒体上炒得很热，但是不能简单地说是重庆的几个领导跟外商的关系好，靠人脉和魅力把人家引来，而是一个模式的成功。

　　力挑郭台铭

　　把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拉过来之后，黄奇帆再去台湾拜访富士康老总郭台铭。
　　在IT加工的产业链里面，代工环节从来都是台湾干的。世界级的整机厂商，代工厂商都在台湾，所以在跟惠普谈好以后，黄奇帆于2009年2月就去了台湾。
　　黄奇帆笑着说，在很多情况下，富士康这样的台湾代工厂都是被各个省的领导哄过来的，给予非常高的礼遇，给了不少政策上的优惠。黄奇帆在台湾的拜访场景颇能说明这一情形。
　　当时郭台铭听闻内陆的重庆市市长前来台湾找他，也没当回事，去找他的内地地方领导很多。但毕竟是一市之长，郭台铭原准备给黄奇帆30分钟，敷衍过去得了。黄奇帆在郭台铭的会议室里见到郭台铭后，也不跟他客套，不到三分钟的一个开场白就把郭的兴致挑起来了。
　　“我今天也不跟你招商，就是给你一单生意。惠普在重庆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理由是重庆要办理整机一体化。你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在沿海地区一年造了5000万台笔记本的零部件，但是你没有造过一台整机。我知道你一直想造整机，但是没有人给你订单，我现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我如果拿1500万给你，那你就到重庆可以做整机，让你做成你原来朝思暮想做不成的事。但我要求你把你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脑儿的带到重庆去加工，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本来就比沿海的成本低，你在重庆做了以后，就可以整机加工零部件一体化了。”黄奇帆告诉郭台铭，重庆不是西部穷小子过来找你招商，是“挑”富士康发财来了。
　　郭台铭听了后愣了半晌，说让黄奇帆等他几分钟，随即叫办公室主任通知所有副总，结果会议室一下子挤进了十几个人，半小时的时间变成了三个半小时。黄奇帆和郭台铭一拍即合。
　　黄奇帆一回重庆，郭台铭就派了三次代表过来，讨论具体细节。8月10日重庆和惠普签约之后，马上跟富士康签约，9月10日就开工。之后黄奇帆就开始跟英业达讨论，由于有富士康的珠玉在前，跟英业达的商谈很顺利，12月26日签约，1月26日英业达就开工。1月18日和台湾广达签约。
　　英业达和广达也是做整机装配和零部件的，可以说惠普效应带动了整个产业集群，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代工厂商，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生产地区的带动。

　　集群效应初显

　　惠普和重庆的合作，并不是签下协议就成功的。笔记本市场的风云变幻莫测，惠普很清楚，如果在重庆的厂房不能及时建好，那么新增的市场可能就成老对手宏基的了。
　　和惠普一样着急的还有富士康，富士康的对手不是惠普和宏基，而是另两家代工厂广达和英业达。对富士康而言，如果能更早地为惠普生产出代工产品，必然能够抢占广达和英业达的市场。
　　黄奇帆笑说，富士康、惠普和广达、英业达，本来关系错综复杂，但被他给拉到了一个桌子上吃饭。富士康的厂房2009年9月开工，一年时间内能出产品。但英业达随即在12月签约，2010年的1月26日开工，还预计要在8月就赶上富士康厂房建设的进度。
　　随即，2010年的1月，广达也跟重庆签约，准备7月就投产。
　　竞争对手的消息让富士康坐立不安，立刻找到黄奇帆说，要求5月18日投产。等不及厂房的建设，富士康要求黄奇帆给解决一个地方，让他们先租下来生产。
　　黄奇帆回忆道，当时开发区正好有一个厂房空着，就直接租给了富士康，让他们一边盖厂房，一边拉生产线，把市场打开。
　　广达随后也在重庆租下了厂房，用临时厂房和富士康抢夺市场。
　　“他们三家你追我赶，我正好求之不得。”黄奇帆说，现在是市场逼着这些企业加快基建的脚步，不能落后。这比拿出多少钱和多少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更容易刺激企业的积极性。
　　更何况，黄奇帆算了一笔账：“他们这么一干一下子干出几千亿出来，就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人员招来以后，先到上海、昆山的沿海企业去培训，培训完这些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就变成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20万人就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集群效应就在一年之间悄然形成。

　　先“引凤”再“筑巢”

　　谈及这次成功的招商引资，黄奇帆的经验是，要彻底理解从根本上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用创新和改革的思维来看老问题。
　　在过去，出口加工区的审批方式是，不管成功不成功，先批下来再说。弄到批文和地之后，如果当地政府没有能力引来资金和项目，那就是一块死地。
　　而重庆的方法在于，先把项目和资金找好，甚至连将来的市场都预计好了，再一次性解决审批的问题。黄奇帆说，他是这么办的：“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我说我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要跟我做4000万、8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将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同时，还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保税区的功能。你们要给我批。”
　　参与审批的六个部委一开始并不相信重庆能有这么大的动作，但黄奇帆讲完之后，第二天，就领着惠普和台湾几个代工厂的代表来到六部委调查组的现场，让企业家自己说他们打算怎么干。
　　项目落到实处，参与的企业又积极性很高，一个月之内，重庆的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就审批下来了。
　　按照王岐山话说，是改变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审批模式，变成了“量体批巢”这么一个概念。
　　曾经在上海当过市领导的黄奇帆说到现在的重庆，这么比喻，“这个地方有点像90年代的沿海开发区的那种势头”。他的意思是，一切都显得很迫切。开发区内的几个企业老总天天逼着他要加快建设的脚步，要尽快地建好厂房、把产能尽可能地放出来。至于就业问题，黄奇帆摇头，“劳动人事部门跟我反映，尽管我们重庆有几百万人到沿海打工，但吸引本地工人也不容易，因为量太大。”
　　黄奇帆说，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所经历和思考的，足够写成一本小说了。

    从“经营城市”到“经略城市”的转变

    2010年1月26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黄奇帆为重庆市市长。

    [延伸阅读]2010年：黄奇帆:重庆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

    据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介绍，10年里，重庆工业增长6倍，销售值从1300亿元增长到8000亿元，工业投资也有10倍的增长；重庆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从1000多亿元发展到9500亿元，资产总量为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

    2002年：黄奇帆:预测重庆十年发展

    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在与全市及中央驻渝新闻单位领导和记者座谈时指出，重庆市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未来十年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