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湖北“信义兄弟”事件频频见诸于报章、腾之于众口，再次把“商人道德”这样十分重要而敏感的话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它使30年前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迅速成长为今天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这个中国史书上肯定要用浓墨重彩描绘的令人炫目的时代，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最有成就感的一个群体就是民营企业家或沿用传统称谓曰“商人”。
    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商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企业这种“法人”不再只是资本和财富的象征，而是像“自然人”一样，慢慢具备了自己的形象、个性、风格与气质，人们对商人和他们企业的评价逐渐有了“好”与“坏”之分，有了受人尊敬抑或被人鄙视的区别。
    今天，新时期的商人自身正经历着从一个纯粹的“经济人”逐渐向有责任感的“社会人”转变。商人作为时代的成功人士，他们已与最初为吃口饱饭进行打拼的时期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必然在积累知识、提升境界、积累着人文情怀。
    孔子曰：利之本在于德与义。他们许多人在超越为个人生存奋斗、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阶段后，开始重新审视与利益相关者、公众、社会及政府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他们在思考着义利兼顾、扶危济困、反哺社会的意义，逐渐懂得了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还应当确立自己的道德取向，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能打造良好商誉，树立公众形象，做受人尊敬的企业，才能获得高效率和高回报。开始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自觉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扶助弱势群体、保障职工利益等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上升为企业核心发展战略，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全国工商联常委、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丽双，就上述话题作为先行一步的实践者，积累了许多睿智的思考。

    一部书：一代人的思考

    问：您与曲直先生的大作《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面世有一年多了。一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部书的社会反响，确切说是关注“商人道德”这一论题的社会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对这部书的关注程度体现了社会对于“商人道德”问题的敏感程度。不知我这一理解是否合适？
    郭丽双 （下文简称“郭”）：非常合适，您的这一理解恰恰是我们做这部书的初衷。我们做这部书，可以说毫无商业方面的考虑，所以没有进行任何人为的炒作；我们就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冷静客观地观察它的社会反响，进而对“商人道德”问题及其在社会的敏感度、共振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问：那么，您是怎样的一个基本判断？
    郭：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本书的发行量，这是一个硬指标，能够直接说明问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近两年的图书市场不是很景气，《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在没有任何炒作的情况下，一年发行4万册，这是很可观的，说明“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这一命题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第二，是读者对本书的评价。我们委托一家调查公司做过专项调查，有78﹪的读者认为本书的命题切中时弊，立论深刻。本书被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选为EMBA教材，广受师生们的好评。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社会对这部书的关注程度体现了社会对于“商人道德”问题的敏感程度。
    问：2008年，出版界推出大量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书，《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从中脱颖而出，除了本书有较高的思想含量和学术含量，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本书的热销？或者反过来理解本书的热销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社会情结？
    郭：本书是围绕“商人道德”展开讨论的，本书的热销，说明“商人道德”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热点和焦点话题。书中论及的“商人道德”是一个大概念，泛指商人群体的整个精神构成，包括商人的世界观、经营观、价值观、财富观、职业道德观、经济伦理观、人文关怀、文化品格、精神向度、社会责任感等，一句话，就是商人之于经营和财富之上的人生态度。本书面世之时，正值三鹿奶粉事件和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两大事件集中暴露了商人道德的严重缺失，而这正是我们这部书所深刻关注的问题。本书出版后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作用。”今年元宵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再次强调“企业家的身体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可见中国的“商道”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问：我认真读过你们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们预言了三鹿奶粉事件和世界金融危机，这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警示意义。另外，我很赞同你们对于“商人道德”与“商业道德”的界定和分析。
    郭：大致说来，商人道德主要体现于商人意识的层面，而商业道德则重点体现于社会意识的层面。如果说商人道德的高尚能够保障商人合法经营，甚至在独善其身的同时还能够兼济社会的话，那么，商业道德的建立和维护则超出了单个乃至群体性商人的范畴，它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培育并给予支持，尤其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设计来维持。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维护，是良好的商业道德的前提和保障；而良好的商业道德的建立和提升，则是良好的商人道德的基础和依据。
    问：从书中看得出来，你们对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对儒商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情有独钟，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我留意媒体的评论，有不少人对你们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
    郭：质疑和批评是好事，也是我们所希望的。现代经济学有一个“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很强的依赖性。我国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文化传统，儒商是主流意识和集中体现。什么是儒商？儒商就是儒家思想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体现，从而所形成的独具中国传统人文特色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儒商的核心是什么？八个字：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儒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易经》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利，义之和也。”这句话真是太有智慧了，纵观古今中外的成功商人和失败商人，无一不是这句话的形象写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丰富道德资源和道德传统的国家，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呢？
    问：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您出版《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一书，您是刻意而为，还是由感而发？
    郭：二者兼而有之吧。改革开放30年，也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成长的30年。三十而立，讲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我需要深刻地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交与社会，接受社会的检验和评价。可以说，本书凝聚了我们一代人的思考。我们的思考还将继续下去。

    一部电视剧：一个世纪的思考

    问：近年您在商业文化建设方面收获颇丰，除了《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您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大商孟洛川》央视热播，同样取得极好的社会反响。能否介绍一下您为何选择出品以民族工商业者孟洛川人生传奇为题材的这样一部电视剧。
    郭：孟洛川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商人、民族资本家。经商60余年，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众多商业重镇建立了一个集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棉纱、纺织、钱庄等众多项目之大成的商业王国。他凭借自己的胆识将“瑞蚨祥”发展为民族品牌的经典故事，展现了一代大儒商的风范。
    目前，商业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愿景极不协调，商业道德的回归成为全社会的呼唤。我希望通过剧中的主人公孟洛川在他的商业历程中的失败与成功以及这位封建大地主和民族商业资本家的充满辉煌和传奇的一生，从深层次上进行思考与探索，进而弘扬中华传统的商业文化，展示儒商独到的商业理念和精神境界，颂扬中华儒商一代又一代那种修身报国，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崇高境界和爱国情怀。
    从传统商业文化理解，这部电视剧与《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凝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那么，《一代大商孟洛川》则是凝聚了中国工商业一个世纪的思考。从孟洛川本人到《孟洛川》电视剧，其间差不多历经了一个世纪，中国工商业在这一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在这部电视剧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问：没有明星、大腕儿加盟，《一代大商孟洛川》热播，与其立意不俗有很大关系。表现传统商业的影视作品有不少，您选择的视角与他们有何不同？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郭：一句话：商业文化。这部戏的立意、视角确实有些与众不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的，也是我们自始至终所坚持的。此前，表现商人题材的影视作品有很多，但是没有一部是从传统商业文化入手的，大多是以商业搭个平台，然后在上面演绎别的故事。我不甘心这样做，我就想表现商业本身，表现商业文化、经商之道。因此该剧虽然反映有孟洛川与三个女性的感情纠葛，但跳出了以往“大宅院”的套路，淡化了家族内部、遗老遗少、三妻四妾的争斗，而把笔墨放在商战之中的那些鲜为人知、意想不到的“大举措”中，情节真实细致，希望其成为一部“商业教科书”。
    这部电视剧展开的故事情节为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情节主线：孟洛川接班、振兴瑞蚨祥、襄饷债券崩局、瑞蚨祥易主、东山再起、重振瑞蚨祥、联合“抗日”、经世济民、感悟大商之道。在这条情节线上，通过一个个商业案例的细节，让观众实实在在地看见孟洛川不同凡响的经商手段和理念。第二条是思想线，着重展现了孟洛川的商业文化精神，在这条主线的轨迹中可以看到孟洛川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经营伦理的思考与追求。
    可以说，本剧的基本定位是：以中华传统商业文化为底蕴，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儒商经济伦理和道德精神为支撑，以现代经济视角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秩序为切入点，艺术地再现孟洛川50年的经商生涯及其心路历程。本剧不仅立足于表现一位近代的“商场英雄”，而且立足于表现一位对当今、甚至对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商业楷模”。贯穿始终的文化品质、道德关怀和人文精神，是本剧区别于其他电视剧的最大特点。就此而言，我们不是在拍一部电视剧，而是在寻求和挖掘一种可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问：看得出来，您十分敬重和仰慕孟洛川。孟洛川身上的哪些特质特别吸引您？
    郭：“南有胡雪岩，北有孟洛川。”胡孟二人是晚清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大商人，用现在的话说，前者属于金融资本家，后者属于商业资本家。就经营思想而言，孟洛川显然要比胡雪岩更高明一些。
    孟洛川在中国商业史上有三大杰出贡献：一是推广洋经土纬布，二是发明贷纱放织，三是发行襄饷债券。但这些还不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他最有魅力之处，是他“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商之道，这也是他最终成为内圣外王一代大商的根本原因。胡雪岩辉煌一时，然而他的阜康连锁钱号一夜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造成他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缺少道的引导、义的支撑。孟洛川也有过同样的教训，但是他靠自己非凡的悟性，悟得“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真谛，所以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最终走向成功，他所创立的“瑞蚨祥”商号至今仍负盛名。与胡雪岩相比，孟洛川的高明之处是他的思想智慧和道德境界，他贾服儒行、经世济民的儒商风范，堪为商之楷模。

    一种需求：一个群体的思考

    问：刚才您提到，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道德缺失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作用。”您是怎样理解这番话的？
    郭：我认为温总理的这一论断十分精辟。首先，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世界道德危机。现代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的灵魂是道德精神。许多人将金融危机归结为金融衍生品及其法制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法制的核心其实是道德，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其次，应对和化解经济危机，必须从重建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方面长远考虑，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根本性问题，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问：近两年来，您不断呼吁重塑中国商人的精神品格，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如此关注商人精神品格的？
    郭：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他们逐渐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的民营经济缺少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过程，许多企业家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许多民营企业“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接连不断的“陨星坠地”现象给这一新兴群体的前景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对此感触至深。
    短短30年的成长史足以给这一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我们内心的困惑却因此而加重。坦率地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初的创业动机仅仅来自于财富的吸引，而这给我们埋下很深的精神隐患——一方面，最初的动机有所满足后，我们缺少更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财富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反过来伤到自身。
    我们的困惑，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有着怎样自觉的社会定位？社会赋予财富怎样的价值认同和道德限定？商人在为谁赚钱？赚钱干什么？除了赚钱，他们还应具有怎样的社会责任、道德担当和精神追求？等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新教伦理对于西方商人资本主义精神建构的影响和支持。正是这种影响和支持，建立起西方商人“为上帝赚钱”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追求，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之相对照，我们当代中国商人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天性贫血”，缺少信仰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自觉。因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们，后来的创业显得十分迷茫，几乎只是一种“行为惯性”使然。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度过了最初的创业期后，正在进入一种理性创业阶段。理性创业需要企业家们具有相应的精神支撑，理性创业的最大特色是经济的文化性，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的最高形态是文化形态”。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突破自身的“精神瓶颈”，建构自己的精神体系，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因为财富本身只是一种物质形式，它所唤起的只是人的一种原始欲望，而不会丰富我们的心灵，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财富填补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甚至财富会使我们迷失前进的方向。
    问：看来，重塑商人精神品格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郭：是的。重塑商人精神品格不仅是我们渡过难关、实现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商人群体追求内心和谐的精神需求。
    问：那么，以您的理解，建构商人精神，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其依据和出路在哪里呢？
    郭：“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有一本演讲集《论语与算盘》，在日本影响深远。书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叫做“士魂商才”，值得深思的是，在对此进行论述时，作者引用中国的《论语》和算盘，分别作为“士魂”和“商才”的象征。因为《论语》是儒家经典，算盘是商业计算工具，后来有学者将之称为“儒商精神”。我个人认为，建构中国商人精神，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必须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而儒商精神就是很好的资源优势。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传统商业文化是其重要一脉。数千年来中华商业走出一条独特而灿烂之路，无数先行者的商业实践及其商业理论，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联合国首席文化顾问、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杜维明这样说过：“凝聚着强烈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问：您认为建构商人精神，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郭：概而言之，就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经济伦理观和商业道德观。这是总原则，具体体现于财富的动机、财富的获取和财富的分配三个方面。用现代术语表达，就是涩泽荣一那句著名的话：“把没有罪恶相伴随的神圣的富裕作为奋斗目标。”

资料

    郭丽双 全国工商联常委、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美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得首届“十大优秀民营女企业家、十大民营慈善家”、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第四届“中国经济优秀人物”、“2009年度十大影响力企业家”、“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等荣誉。
    经商之余，郭丽双对“商道”研究颇深，所著《商人道德决定中国未来》一书被誉为“中国商人群体的深度反思，一部直指商业危机根源的警示录”。其担任出品人的三十六集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