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节刚过，媒体便报出消息称南方出现了“民工荒”。起初我并不以为然，半信半疑。去年上半年，政府还在为农民工下岗头痛不已，可仅隔几个月，工厂怎会突然招不到人呢？难道真的是今天的劳动力短缺？细想不应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缺啥也不会缺劳力。当然，我不是说媒体报道不实，打电话问过东莞的朋友，自己也赴浙江查访过，很多厂子招不到人确有其事。
　　于是学界一片惊呼，中国人口流动已出现“刘易斯拐点”。有人断言，改革开放30年，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工业，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已将农村剩余劳力吸收殆尽。时至今日，劳动力供给已从过剩转为短缺。是这样吗？我可不这么看。不是中国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我相信这个拐点很快会到来，但今天还不是。支持此判断的事实是，前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而这些人至今还不少仍滞留在农村。
　　正好是一年前吧，当时面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国务院严阵以待，明令地方要妥善安置。举措有三条：一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吸纳就业；二是组织农民工职业培训；三是鼓励回乡创业。很显然，这些举措虽然有用，但却未能治本。投资基础设施能解决部分人就业，可那都是临时就业；职业培训可减缓就业压力，也不能代替就业。至于回乡创业，我曾赴江苏、江西等地考察，创业成功的有，但并不多，凤毛麟角。由此看，农村剩余劳力仍然存在，至少还不能证明当下就是“刘易斯拐点”。
　　令人不解的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不短缺，那么何以会出现“民工荒”？卖方有商品而不供应，经济学的解释，一定是买方出价不够高。是的，农村劳力有剩余而工厂却招不到人，工资低肯定是原因之一。要知道，民工的立场与厂商不同，工资是否足够高不单是纵向比较；同时还得从成本方面看。比如去年月工资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劳工成本每月增三百，这样务工的净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作这样的判断，并非我自己想当然。上周日在包头与返乡农民工座谈，算过账。他们说，去年房价上涨，城里房屋租金也水涨船高，一线城市差不多涨了20%，而且今年可能会更高。加上近来各类生活品价格回涨，进城打工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他们担心今年工资增长若跟不上物价，背井离乡去打工会得不偿失，不合算。
　　农民有这种担心很正常，也不无道理。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讲的“不合算”，比较的不仅是进城的生活费用，还有务工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做某种选择而放弃另一选择的最高代价。比如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则是留在农村可得到的最高收益。这样看，今天农民打工的机会成本比20年前的确是高了许多。政府刚公布的数字，去年农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5000元；而20年前不过千元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留在农村的最高收益，不单是货币收入，而且也包括与父母子女朝夕相守的天伦之乐。天伦之乐虽难用货币直接度量，但说它是农民务工的机会成本不会错，不然，就解释不了有些农民工为何不出外务工的现象。简单算账，目前农民人均收入5000元，每月不过400多元；而进城务工收入平均少说也在千元以上，扣除房租与往返交通费，月收入还是高过务农。既如此，他们选择留守农村而不去务工，无疑有照顾父母子女的考虑。
　　此乃人之常情，上面的推理不会错吧？若读者同意，这里则可引出两点含义：第一，就厂商来说，目前所以招工难，说千道万，归根到底还是工资不够高，不足以弥补农民务工的机会成本；第二，就政府来说，眼下还未为农民工提供公平的环境，尤其是子女上学、看病就医等，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城里人待遇。将心比心，假如你子女不能在身边念书，常年天各一方，你会安心在城里打工么？
　　再往深处想。说工厂招工难是因为工资不够高，逻辑上是对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当然应该提工资，而且中央也三令五申，明确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困难在于，许多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重创，劫后余生哪来钱加工资？我曾多次说过，若指望企业大幅加薪，除非政府先减税。否则，不减税而让企业加薪，无疑是强逼企业关门。再说，公共服务本该由政府提供，不管怎么说，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不能靠企业加薪来支付呀！
　　回头再说“刘易斯拐点”。有数据显示，中国正开始跨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到了总人口的10%以上。这是说，“刘易斯拐点”眼前虽未到来，但迟早一定会来。未雨绸缪，国内企业必须早作应对。去年广东面对金融危机，提出“腾笼换鸟”推动产业升级，方向对，应该坚持。毕竟靠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不是长久办法，一旦“刘易斯拐点”出现，不提前准备到时怕会措手不及。
　　还有一点，算是题外话。目前农村种地虽不缺人手，但众所周知，这些留守农村的多是老人或妇女，年轻人不仅不愿种地，而且也不会种地。想想十年后，农村的土地谁来耕种？就算农村的新生代能全在城市就业，但粮食总得有人种吧？并非杞人忧天。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知政府是否对此有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