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这些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
　　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
　　诗人海子有句非常著名的诗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岁末年终、春天将临之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或许正是“面向城市”，然后“春暖花开”？

    “谁叫你出生得早呢？”

　　19岁的电焊工小边和52岁的电工老李住在同一个工棚里，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中间隔着一台电暖器。
　　“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李感慨。
　　小边笑着反驳：“谁叫你出生得早呢？”
　　老李喃喃地说：“给你们创业好了，你们幸福。”
　　这是两代农民工之间颇有意思的对话。
　　“90后”小边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来之前他在河北易县老家的技校学了半年电焊。在北京地铁10号线延长线的建设工地上，小边是绝对的“新生代”。工作大半年时间，小边已经给父母带回去了5千多块钱。
　　“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记者问小边。
　　老李插话说：“前途无望呗。”老李的二儿子去年从洛阳读完大学毕业，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结果却在洛阳做书法培训。老李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让学的东西派上用途，“半辈子的心血白费”。
　　老李属于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做的是电工机修，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块钱。距县城四、五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他便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接着种地。
　　2004年后，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福州，后来又去了深圳、广州，去年12月27号才来到北京。
　　老李觉得北京车多、人多，特别是晚上看上去灯火辉煌，但城里没有农村好，农村住得方便，空气好。他打算再干两年就“告老还乡，回去种田”。其实，即使现在在外打工，每到收麦子的季节，他还是要赶回家去。他说：“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农民不能离开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
　　不过，老李的二儿子想在城里买房安家。去年二儿子的女朋友对老李说：“将来在洛阳买房了，接您过去住。”虽然老李并不确定他们买房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但听了这样的话还是很“得劲”。如果有能力的话，老李还会支持他们一两万块钱。
　　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小边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会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铁路。
　　当听人说起现在的社会“有车有房”才能结婚，小边一脸无所谓：“有房啊，在老家盖的；有车啊，家里有拖拉机。”
　　对于小边来说，前路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无可畏惧的，因为他正年轻。
　　“年轻人出来闯，我很羡慕。”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老李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钱，感到很凄凉。”
　　老李的手机响起，是远在河南的老婆打过来的。春节快到了，在广东打工的大儿子还没回家，二儿子留在洛阳不回去，三女儿已经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过年。

　　“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北京六环外顺义区赵全营镇，从首都国际机场起航的飞机轰鸣而过，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开发区坐落于此。
　　阿光说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差点没找到地方。现在，他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模具厂做模具抛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厂当模具钳工组组长。
　　“1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为了赶工期，我总共休息没超过20个小时，最长从早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阿光说，这都是为了给朋友新开办的工厂尽力帮忙。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冻疮，脚上也长了水泡。
　　不过对于已经“出道”十年，有过4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经历的阿光来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什么。
　　1999年，18岁的阿光在湖南衡阳老家读完中专，像很多湖南的农民工一样，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市的一家模具厂做学徒，每个月250块钱，还要被扣去20%的“培训费”，加班费是1个小时8毛钱。
　　头一个月发工资时，工厂里有的老师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现金。阿光说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梦想的实现比想象中来得要快。一年半后，“学成出师”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厂，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三千多。后来，从东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换了好几份工作，并于2009年5月份来到北京，现在月工资有五千块钱。
　　这么多年的打工经历，让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记得在珠海工作时一位台湾老板说过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谈起那些靠个人奋斗脱贫致富的朋友，阿光总是显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经介绍一个表弟去工厂做学徒，可表弟对天天扫地、擦机床的工作很有脾气。他说，自己当年厕所都扫过，如果连机床都不会清洗，以后怎么去设计和制作模具呢。
　　“现实就是这样。”这是阿光看了电视剧《蜗居》后的感受。他认为相对于比较现实、没办法创业的老一辈农民工，自己仍然有改变现实的勇气。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现在，他的理想是“多赚钱，当老板”。回家过完春节后，他将前往重庆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创业，“人生多磨难，创业没成功的话，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阿光说他不会回农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会考虑在县城安家。
　　返乡过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来到顺义城区买东西、理发。花了200多块钱，妻子平生第一次把头发给烫染了。也许两天后，“留守”在老家的两个孩子见到她时，一下子会认不出这位从北京回来的“新妈妈”。

　　“留在北京可以寻找机会”

　　“毕老师”——同事们现在见到刘青，喜欢这么称呼他。在这家防盗门企业的元旦联欢会上，刘青和几个同事表演了一个节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不差钱》，他扮演的正是“毕老师”。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刘青还远远谈不上“不差钱”。他给自己制定的规划是要抓紧时间赚钱，以后在北京长期发展，在北京买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刘青出生于1987年，16岁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是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学徒，每个月800块钱，做了两年，后来又干过送货员。
　　“刚来北京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想回家。”刘青说自己19岁到22岁时，感觉力量很薄弱，也没什么理想。
　　那时的刘青，爱喝酒，一喝就到烂醉，还闹事打架；曾经学过一个月的电焊工，嫌太累太脏；也找过其他工作，觉得工资太低。2006年，他进入北京亦庄的一家防盗门生产企业，从学技术开始做起，现在已经当上了副班长，一个月挣3000块钱。刚过22岁的刘青主动向公司申请去做市场销售，因为他觉得那更有发展前途。
　　“22岁后的转变是社会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对于未来，刘青“很有信心”。在QQ个人说明上，他写道：相信只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都是美好的。
　　满怀憧憬的刘青，像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上网，喜欢把自己装扮得酷酷的。不过，刘青觉得自己和那些“干上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会朝着现在的方向专心做下去。
　　上网时除了看新闻，刘青特意加入了销售人员聚集的Q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经验。他还抽时间看一些关于管理和人际关系的书，比如《感谢折磨你的人》之类。
　　通过网络，刘青认识了在北京八里河卖油画的女朋友。他说，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花钱节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厂里认识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钱，还要求必须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过，刘青最大的心思还是在事业上，“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钱都可以投入到事业中，而结婚压力太大，等什么时候有钱有事业了再结婚也不迟”。
　　春节将至，刘青不打算回老家过年。他说：“老家什么发展余地都没有，不经常在外面转，就不会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春节留在北京的话，可以寻找机会。”

　　“我的理想是流动人群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

　　来自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自己都没想到，为了帮同事讨回30元招工介绍费，她的打工生涯从此发生了改变。
　　2005年，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一个月挣240块钱。干了一年后，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幸运的是，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如果加上计件的“薪粮”，能拿到1500元。
　　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当时，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苏梅听说后，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
　　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她发现，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就这样，“农民工”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义工”。每天晚上八、九点从工厂下班后，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工作到10点半，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
　　后来，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现在，她是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的成员，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爱心超市”，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
　　“如果以钱为重点，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今天赚1000，明天想赚1200。”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会影响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多少让人有些讶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样的工作，本地人补贴多，过年还发红包，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
　　1月27号，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看到一个“农民工临时售票处”，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这是很大的歧视。”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没文化，思想道德败坏。“同样是打工的，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们是农民工？”
　　与苏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不过“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1982年，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北京人”。马大姐说，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不熟悉农村和农业，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动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