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为2003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把老外吓破了胆，金融危机后，表现一枝独秀更使他们啧啧称奇。不幸的是他们指鹿为马，或误中副车，频频指着四万亿花得够快是中国复苏得快的主要原因。他们是说，四万亿行动证明着凯恩斯学派历来主张的财政政策(fiscalpolicy)是对的。没有疑问，金融风暴还以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支持的证据主要是中国。
　　但这是一种误导。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金融危机起于毒资产的出现，而中国的毒资产不多：没有一家中资银行受到毒资产的威胁而近于倒闭。
　　二、中国的经济大为不妥出现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二。甲、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换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经济本来就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处理得及时经济回升是理所当然的。
　　三、北京的四万亿政策不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派钱或乱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划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的全国性发展及上海虹桥的交通枢纽，类同的工程人类历史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不可能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
　　四、北京决定推出四万亿之际，因为新劳动法及其他原因，回乡归故里的工厂员工数以百万计。四万亿的推出有协助就业之效。今天工业的民工荒再现，证明着反对凯氏的财政政策的西方学者没有分析错：这政策有挤迫效应。
　　五、美国联储局大事放宽货币供应的约束，把银行向联储借钱的利率减至历史新低，但银行不愿意放宽贷款，购买房子及商业用途利率高企于五厘以上。这使银行赚大钱。某些机构及某些人士借钱买股票远为容易，导致那里的股市回升。中国呢？政府要挽救楼市，说借银行就借。楼价于是急速回升。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见外资撤离神州，问我意见。我说外资会回头。果然，这些日子外资进入神州者众。在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情况下，中国是个避离所，而老外的光顾对中国的经济有助。
　　人类历史有两大文化。其一是欧洲(这包括美国)，其二是中国。回顾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所有繁华昌盛逾百年的时代都没有今天吵得热闹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持久的昌盛永远是基于制度上有可观的发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况下，用作货币本位的金或银之量不足，出现困境。然而，没有本位的困境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要想出另一种可以持久地稳定物价或币值之锚，作为间接的货币本位。
　　我不仅认为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认为这些政策扰乱了制度的运作。历史的经验说，最低工资、工会势力、压力团体、福利经济，等等，都是在有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下出现的。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