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后危机时代，国际分工体系变化、低碳潮流化、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美元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摩擦常态化、国际热钱进出等多种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将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普遍联系、互相影响、纵横交错，共同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外部挑战。新华社经济分析师从预警的角度对这些外部挑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参考建议。
   
　　挑战之一：国际分工体系面临巨变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全球技术与产业的大变革，全球利益的大重组，可能形成国际分工体系的大“换血”，从而最终再造全球经济分工体系。

　　综合来看，目前国际分工体系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巨变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经济再平衡，国际分工体系将出现新的格局。危机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的讨论中缺乏话语权，八国集团(G8)一度以工业国代表的名义对国际重大事务指手划脚。但在本轮危机中，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国际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
　　其二，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力量寻求新的平衡，国际分工体系将面临重新洗牌。金融体系是本轮危机的爆破口，其受损程度也最为严重，尽管目前恢复速度很快，但却让仰仗虚拟经济聚拢资金的西方国家心有余悸。因此，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提出战略转型，重振制造业，巩固实体经济根基。无论这些努力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和金融业都将面临重新调整，产业中心和全球布局都将出现新的变化。
　　其三，科技革命将进一步再造国际分工体系的基础，使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格局性巨变。新能源革命或许将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基础、重构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目前欧美日纷纷抢占新能源革命的制高点，其更深的意图在于建设更为先进、更具竞争力、面对未来的基础设施，以再次开启经济增长引擎，并再次主导全球经济发展，重塑全球国际分工体系。
　　其四，经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正试图从当前的美元本位向使用纸币通货与“能量通货”的“双本位”时代发展，以再造国际分工体系的体制核心。所谓“能量通货”实际上是一种有管理的能量制度。能量也将成为与纸币并列的通货。
　　国际分工体系巨变势必给我国带来巨大挑战，我国应未雨绸缪做好国际分工体系巨变的准备。
　　首先，我国应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其次，应努力实现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主动地确立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其三，加快发展新能源，再造能源利用方式，在国际危机重建中以科技创新在国际分工中争取有利地位。其四，针对美欧等国家试图建立能量通货制度并借此重建全球国际分工的意图，我国一方面应顺应时代趋势，加快发展新能源，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宜从实际出发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在国际谈判中谋求更大的谈判空间，尽量推迟实施能量通货的时间。

　　挑战之二：全球低碳经济潮流涌动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可以说，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经在全球打响。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宣布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总规模已超过5000亿美元。就近期而言，以下问题值得我国重视和警惕：
　　其一，高碳产品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间，西方国家通过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我国高碳产品征收关税将呈增加之势。
　　其二，我国将为低碳技术买单。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正在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布局，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同时，利用碳减排道德的制高点，通过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尽可能打压对手的竞争力。由于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大量购买美国、西方的技术设备和产品。
　　其三，标准制定将是我国的掣肘。美国是一个很擅长建立新标准的国家，低碳经济大势已定，若由美国来制定标准，不接受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我国将再次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国际上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考量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建议：一、我国要顺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经济低碳化的国际潮流，努力提高自身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二、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新能源为抓手，重点扶持低碳经济产业链中的新兴行业。三、发展低碳经济要与我国大力推进的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

　　挑战之三：外部市场经济复苏波动与反复

　　外部市场疲软使我国就业和出口遇到了较大的冲击，随着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预计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但欧、美、日和新兴经济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

　　其一，美国债务驱动模式面临转型，市场消费短期内难以明显好转，我国对美出口难以迅速恢复。很多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呈现出明显的“政府驱动型”特点，在消费、住房市场以及银行业等关键性经济指标上，美国经济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消费也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好转。
　　其二，欧盟经济萎缩导致消费需求减弱，其进口增速也随之放缓，对中欧经贸发展造成极大压力。一方面，欧盟失业率高企，内部消费不振，对海外产品需求的恢复有限。另一方面，经济日益复苏过程中，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不断增强。鉴于未来欧盟经济的复苏力度较弱，2010年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
　　其三，日本通货紧缩导致需求难有起色。日本经济正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中逐渐复苏，但是过程非常缓慢，其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供给大于需求，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足。
　　其四，东盟与我国出口结构类似导致竞争加剧。我国与东盟在自然禀赋、生产传统、技术水平、市场辐射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双方在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出口市场结构方面都十分相似。随着全球和东盟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的出口市场必然面临着东盟越来越强劲的竞争。

　　挑战之四：刺激政策退出时机难以把握

　　后危机时代，如何有序地退出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也已经成为市场最关注的政府行为之一。

　　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采取了货币政策的退出行动，各国的货币政策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迹象。各国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澳大利亚、挪威能够率先采取加息政策，首先得益于经济复苏的步伐较快。
　　此前，欧洲、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多次宣布，鉴于经济复苏依然比较脆弱且通胀压力都依然存在可控范围之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保持利率水平不变。经济复苏前景不够稳定是各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敢轻易改变利率政策的主要原因，但危机应对过程中注入的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了通胀压力日趋增大，又迫使这些发达经济体不得不有所考虑。
　　如果不出意外，中东、拉美等一些资源出口国以及经济复苏增长明显好转的新兴经济体将先于发达经济体而进行加息。但采取公开市场操作业务逐步收回市场流动性将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
　　近一年来，我国得益于国内投资和需求强劲拉动，经济增长形势喜人，引领亚太经济增长。但应该清楚认识到，未来国内投资和需求增长是否可持续、通胀预期是否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值得关注。
　　从目前的形势看，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保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挑战之五：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

　　我国外贸行业从危机中恢复并实现产业升级预计将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而且出口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担当推动我经济发展的主力。因此，应谨防贸易摩擦潮来袭，扰乱我外贸产业发展。

　　近来出现贸易摩擦常态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世贸规则不公平的外部原因，也有我国产业发展的内部原因。但在后危机时代，企图打压我国外贸出口、遏制我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因素不可小觑。
　　从政府层面看，我们认为，贸易摩擦的应对机制应包括战术应对和战略取向两个部分。战术应对是为了及时消除或减轻贸易摩擦，而战略取向则是要长期防范或减少贸易摩擦。
　　首先从战略思想上，我们不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抱有任何幻想，要全盘掌控其政治及经济企图，充分准备贸易反制措施，掌握主动权。其次在战术上，要审时度势，做到“快、准、稳”：既要果断出击，又要击中其要害，同时也要把握好力度。
　　长期而言，我国仍应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畅通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交往渠道，降低未来遭受贸易摩擦的风险。对外而言，要利用一切国际机制和外交场合，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积极推动修订世贸规则；对内而言，则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外贸结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协调作用，加大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宣传。
　　从企业层面来看，成功应对贸易摩擦有助其提高国际知名度；即使败诉，也可成为推动其成长并与国际化接轨的动力。

　　挑战之六：美元或现短期反弹长期贬值波动

　　近期，美元避险情绪走高。2009年12月1日美元指数触及年内最低点74.44点后止跌回升，22日一度上摸至78.45，反弹幅度接近5%，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反弹幅度。预计，这一反弹态势将在短期内继续维持。

　　长期来看，美元可能仍将出现贬值趋势。其一，美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流动性加大，但实体领域对美元的需求不高。此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降低经常项目逆差也是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一大方向，决定了美国的主要政策手段是美元贬值。
　　另一方面，弱势美元只是美国在特定时期利用美元霸权来服务美国经济的战略选择。货币的根基在于经济，美元货币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强大。美国不会放任美元无序、快速下跌，世界上一些持有较多美元资产的国家也不希望美元出现剧烈下跌。
　　美元的短期反弹与长期贬值带来波动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我国也受到冲击。首先，美元的持续贬值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元贬值对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我国影响较大，将直接导致这些资产实际价值缩水。其三，美元贬值还将对全球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的投机行为推波助澜。
　　为应对美元长期贬值和短期升值波动给我国带来的挑战，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从短期来看，维护外汇储备安全的重点在于适度进行期限、结构的优化和多元化管理。在不减少美元储备资产总量的前提下，可调整美元储备资产结构，增加短期国债的比重，同时考虑购买通胀指数化债券等。
　　第二，可以借助美元波动，采取适度和适时的投资应对短期价格波动。应有效管理资本流入，刺激内需，减少“双顺差”，使资源尽可能用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在我国仍有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把顺差变为资本项目逆差。通过增加国际战略储备，对海外企业进行并购等方式直接投资。
　　第三，扩大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外汇贷款。向各产业骨干龙头企业提供外汇贷款，鼓励设备进口、技术引进与人才引进，推进其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向“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外汇贷款，鼓励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外汇储备为担保，以货币互换为渠道，对外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和人民币贷款业务，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挑战之七：国际热钱进出引发市场波动

　　在我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后危机时代”流动性膨胀带来的国际热钱向我国市场的流动已呈现出加速趋势。

　　从2009年二季度起，我国市场上就出现了吸引热钱流入的三大因素。首先，在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及我国可能加息的预期下，中美利差逐渐扩大的可能吸引热钱入境逐利；其次，美元持续贬值强化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国际短期资本押注人民币升值；第三，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带动资本市场走强、房地产价格上涨，投资股市和房地产可能带来资产溢价成为吸引热钱涌入的重要诱因。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上述三大因素不会发生逆转，热钱流入我国的压力还会上升。更强的流动性和逐利性使复苏依然不稳定的我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隐患。
　　其一，热钱的进入使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加剧了外汇占款压力。热钱进入国家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发放增长就越快。这相当于增加了货币流动性，不仅增大了通胀压力，而且弱化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能力，给政策调整带来明显的压力。
　　其次，热钱涌入增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利于我国经济的企稳复苏。热钱使国家外汇储备的数量、规模剧增，既给发达国家鼓吹的人民币升值论提供了直接支持，增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又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使现行汇率制度受到严峻挑战。
　　其三，热钱流入会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加剧资本市场投机性和资产泡沫化。热钱进入为了牟利，一旦国际市场环境发生转变，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撤离将打破资产泡沫，造成国内资产市场剧烈波动。
　　因此，热钱的大规模流入流出是后危机时代我国汇率调整、资本市场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防范风险：
　　首先，不能在欧美市场货币政策没有调整的情况下贸然收缩银根，而应重点加强相关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外资进出信息的把握和有效管理。
　　其次，监管部门要努力分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必须把握好汇率走势，综合运用调控工具稳住经济，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其三，可考虑通过“金融创新”等方式分散一些市场资金过度集中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如果热钱持续涌入且规模加大，央行可考虑将利率杠杆和其他货币政策手段有效搭配，并适时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金融机构获得足够融资以缓冲热钱迅速离场的冲击。

　　挑战之八：大宗商品市场波动风险加大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石油、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从低位反弹，重新进入上行通道。在全球经济逐步企稳回升但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今后几年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加大。

　　今后一段时间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将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其一，需求基本面逐步向好，但可能出现脱节。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力度有望加大，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恢复和上升。但是，当前各国经济复苏大都属于政策性回暖，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将使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停滞不前的风险，从而导致需求脱节，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滑。
　　其二，投机资金风险偏好增强，价格波动幅度增大。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环境仍将延续较长时间，由此经济持续回暖将增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热钱等投机资金将大量涌入长期看多、金融化程度较高的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市场，且有可能成为价格波动的主导力量。
　　其三，美元汇率震荡趋频，大宗商品价格起伏加剧。长期来看，2010年大部分时间，美元走势总体仍将偏软，这不仅直接抬升大宗商品价格，也会刺激大宗商品的避险需求。但是，由于多空因素交织影响激烈，美元汇率变动也会趋向频繁，从而加剧大宗商品价格起伏。
　　今后一段时间是巩固我国经济复苏基础的关键阶段，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必然威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保持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妥善应对市场波动是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此，我们的应对措施要以防为主，防范与应对结合。
　　第一，采取灵活多样的采购方式，防止“中国因素”推高价格。对大宗买卖，必须在高度保密情况下统一策划，既要避免分散采购导致内部恶性竞争，也要避免集中采购对市场造成导向性影响。
　　第二，尽快理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缓冲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目前，国际市场的波动对我国国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充实和完善储备吞吐、价格调节基金等重要商品价格调控手段，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能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公平竞争的价格形成机制，以缓冲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确保国际市场价格压力平稳过渡到国内。
　　第三，密切关注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对投机行为的监管。政府要尽快成立专门机构，收集国际市场信息，跟踪国际利益集团与国际炒家的动态，消除我国进出口贸易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对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金融监管，限制过度投机放大价格波动。
　　第四，努力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政府要组织国内各大进口商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联手采购影响和压低国际价格，使我国获得与进口需求相匹配的国际价格的参与权重。
　　（钟沈军、杨晓静、卢德坤、王晓蕊、王培伟、徐蕊、张希、阳建、徐珊珊、陆立军、张倩、高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