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碰到在中国的老外，他们感到非常迷惑，为什么把在城市里面打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在国外只要在工矿企业工作的员工都被称为产业工人，而惟独在中国另有雅称。我的回答是，这也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弊端，因为这些工人的户口在农村。
　　中国的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以及他们的二代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但却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有的甚至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城市，然而他们始终进不了城市的主流生活圈，大部分人在经济上没有一定的地位，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渴望被人尊重，像城里年轻人一样正常生活，虽然他们付出的努力比城里的同龄人更多，但他们始终在城市边缘生活着，他们更不愿意回到已很陌生的农村家乡。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七年锁定三农问题，可见高层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视，但高度重视的背后，却隐含着三农问题已到了非大改不可的地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推进城镇化的决定，恰恰是抓到一个抓手，户籍制度放开和农村主要财产土地问题的解决将会迎来新的机遇期。
　　中国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日前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吃了“三年困难”的亏，从此严格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堵在城外。
　　户籍制度正是二元分治的篱笆和荆棘，也是中国诸多问题的源头。比如，中国过度依赖外需建立起来的繁荣，正在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剿”与两次金融危机的重创，外需似乎成了中国的假肢，而真正的腿——内需却受制于二元经济的束缚，难以真正启动。
　　户口管制不仅仅是限制了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城市之间资源分配的壁垒。
　　户籍制度形成城市强势与农村弱势的困局，自发地冲破这个藩篱的是农民工。但是，由于没有体制内的确认，农民工在城市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按照市场法则，劳动力是同工同能应当同酬的，但是，体制性的因素人为分割两种分配方式，压制了农民工的积极性，也损害了中国内需的基础。
　　户籍制度形成了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而农村像非洲。事实上，中国经济制度大步前进，而社会制度确实碎步前进，造成了社会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的局面。农村城镇难以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小城镇没有大城镇发展的土地优势，乡镇由于财政力量很弱，又没有像大城市那样的土地财政的自由度，很多乡镇虽然也在发展，但发展速度很慢。
　　即使是城市，户籍制度羁绊也成了很多劳动力资源难以有效流通的链锁。不仅仅是户籍制度这一条链锁锁住了劳动力，行政区域的壁垒也阻碍了要素的流通，很多富裕省份与经济实力不强的省份就隔一条河或路，但两省边界居民的富裕程度却不一样，运输成本的居高不下造成产品价格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画地为牢的方式，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基。
　　拆篱笆首先要拆户籍制度，顺从城市化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