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这是今年起全面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关税壁垒的消除，将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加速增长提供有力保证，但由于担心贸易逆差加大、国内产业和就业受冲击，从自贸区提出一开始，东盟国家就一直存在着一种“零关税”忧虑症，而随着自贸区的全面启动，这种忧虑症也日渐严重。一些人士认为，这种忧虑如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或将成为非关税壁垒爆发的诱因，影响自贸协定的落实。相关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如何破除东盟国家的“零关税”忧虑症，成为已经启动的自贸区前行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多重“忧虑”或将引发非关税壁垒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前夕，正当大多数人热切展望自贸区将会带来的巨大商机时，从一些东盟国家却陆续传出一些质疑的声音。在印尼，纺织、钢铁、石油化工等多个行业纷纷表示，尚未做好迎接中国零关税产品竞争的准备、将提出延迟实施该协定的请求。
　　事实上，对于零关税的“忧虑”在东盟很多国家中都普遍存在。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上，虽然一些东盟国家都作出将按期降税的表态，但也均表示出零关税对本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忧虑来源于中国东盟间的贸易平衡问题。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迪吉斯曼表示，从1998到2008年，短短10年时间内，中国对印尼的贸易已经从逆差变为顺差，“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使得这种顺差越来越多地出现，有时候这个差距达到四五倍甚至七倍，这样的增长态势让很多印尼人非常担心。”商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从200多亿美元减少至28亿多美元，2009年1-8月则实现顺差0.9亿美元。
　　“中国产品的性价比普遍相对较强，实行‘零关税’后，将有更多更具竞争力的中国产品涌入东盟”，一位不久前参加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马来西亚客商说，这将使得东盟逆差进一步扩大。
　　因此而产生的忧虑体现在很多方面。柬埔寨驻南宁领事英洪此前表示，海关税收是柬埔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自贸区的建成将直接影响柬埔寨的财政状况，而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柬埔寨的农业和农产品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就业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杨沐介绍，东盟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以印尼为例，虽然失业率只有8%左右，但其就业率中70%左右的都是农业等低端就业，零关税之后，印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中国商品的严峻挑战，就业形势很有可能出现恶化，而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也更让印尼担心。
　　一些人士认为，这种忧虑如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或将成为非关税壁垒爆发的诱因，影响自贸协定的落实。杨沐认为，如果行业和企业对政府压力过大，不排除一些东盟国家提出调整自贸协定实施的步骤，或者引发非关税壁垒；迪吉斯曼也表示，“有不同的担忧，就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曾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国际司二处处长孙元江也举出了这样的例证，菲律宾就没有按照协议在今年初继续降低部分货物的税率，经过我方交涉，直至7月1日起才开始降税。

　　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一些专家表示，自贸区发展水平低、不平衡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自贸区发展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总的来看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杨沐表示，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具有出口外向型的特点，对欧美市场的依存度较高，相互之间还不是主要对象市场，在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必然加剧内部的竞争，但与此同时，各方在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上的较大差异也为经济的内部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以北美自贸区的例子说明自贸区建设利大于弊。他介绍，在墨西哥刚刚加入北美自贸区的时候，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声，实际上墨西哥也确实遭受了一些冲击，“在加入自贸区后，那些墨西哥最不发达的地区，经济贸易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但经过逐步发展，墨西哥的产能得到巨大提升，人均收入也有一定增长，和美国的GDP差距也得到进一步缩小。“自贸区不可能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良性互动的“走出去”路径

　　怎么样才能让东盟国家彻底解除“忧虑”？专家认为，中国东盟双方应共同努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扩大市场，中国应以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突破口，形成一条良性互动的“走出去”路径，帮助东盟国家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将自贸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结构合理、消费能力强大的大市场。
　　在一些专家看来，市场容纳能力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目前内部产业、产品冲突的主要原因。
　　杨沐表示，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人口有19亿人，但如果东盟国家的GDP继续保持每年4%—5%的缓慢增长，人民收入水平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准，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很难转化为强大的消费市场。他认为，增加劳动就业、提高生产力是扩大市场的两条途径，而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的中国应该承担起帮助东盟国家的重任，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路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走不同的道路”，杨沐说，中国自身也面临较大就业压力，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杨沐划出了一条他心中理想的三步路径：
　　第一轮投资，以次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作为突破口，同时在能源、农业、海洋等中国东盟双方冲突少、互补性强的领域开展合作；
　　第二轮投资，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品装配线转移到东盟去，并逐步使东盟从单纯出口原材料向出口初加工产品转变，进一步增加就业、扩大市场；
　　第三轮投资，就可以大规模地向东盟国家转移加工制造业，甚至将东盟与中国的产业进行整合，拓展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国+东盟制造业基地”。
　　“这样的路径不仅能够不断增加东盟国家的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还能够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东盟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东盟国家的疑虑就会彻底消除、对于自贸区的信心将会增加，更重要的是，经过提升性和互补性的合租，整个东盟的消费市场将得到一个大的拓展，整个自贸区的经济结构也将在不断整合中趋于优化。”杨沐说。
　　马来西亚亚洲战略与领导人研究所马哈蒂尔则认为，中国东盟双方应共同建立一个涉及人力资源培训、投资和技术开发的更好的激励机制，以此促使各国从供应链的下游向上游升级，提升这一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实现区域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