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内涵颇为复杂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既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如果不加区分，甚至将它们统统混为一谈，那就不仅会犯误读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而且也会因此而误导我们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与机理的理解，并因此而影响甚至危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实际上所具有的科学合理的一面，才着实地掩盖了它不科学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才被广泛传播。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必然使其走向终结，并最终被它的母国所抛弃。
　　●要通过反思，认真汲取美国次贷问题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站在后WTO时代我国经济需要继续更大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我国的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和规划，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人力资本投资与国家创新战略、从外向依赖转向内需为主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目标、大蓝图，以确保我国经济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

刘迎秋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起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所党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调查与评价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或客座教授。自1980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先后出版学术专著21(包括独著和合著)、译著2部，辞书1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包括译著，独立完成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成果500余万字。刘迎秋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运行、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期货交易和民营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目前正在主持的有国家重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等项目研究。

　　自2008年9月开始，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酿成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导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账面国民财富严重缩水，实体经济也随之大幅衰退。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教授主持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这场危机既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的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发达国家客观存在的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及其交织和相互冲突的直接反映，还是曾经为医治1970年代“滞胀”做出贡献的“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使然等等。为详细了解这一事关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未来走向的重大课题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这项研究究竟解决什么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对主持该课题的刘迎秋教授作了专访。
　　经济参考报：刘教授，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结论？
　　刘迎秋：好。我们开展的这项研究是领导交办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反思》的子课题之一。这项研究开始于2009年3月。我所主持的这个课题的研究，重点是弄清和回答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由以发生的深层原因及其发生机理，特别是它与国内外各界普遍关注的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是简单地指责或批判，而是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客观分析和阐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论证和阐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均源于危机及其过程与机理，进而阐明当前这场危机的发生原因与机理以及我们所做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反思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市场化改革，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也不意味着要否定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经济参考报：那就请您首先介绍一下人们经常谈论的新自由主义究竟是指什么？
　　刘迎秋：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仍然存在模糊甚至混乱。这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而且因为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还很不够，认识上还存在很多误区。
　　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内涵颇为复杂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既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如果不加区分，甚至将它们统统混为一谈，那就不仅会犯误读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而且也会因此而误导我们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与机理的理解，并因此而影响甚至危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例如，不可把“左翼”倾向比较突出的“新自由主义”直接等同于“右翼”倾向比较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新自由主义均产生于1920～1930年代。但是，前者更强调“积极自由”，主张给自由加进“不同于过去”的新内容，承认并强调政府参与调节和管理经济的积极意义。罗斯福新政式的“新自由主义”和英国工党意义上的左翼“新的自由主义”是其典型存在形态。后者则更强调“消极自由”，反“凯恩斯主义”和“去政府”倾向是其主要特征。显然，不能将这样两种倾向不尽相同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不仅如此，还必须看到，右翼倾向较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指197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并先后成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多种新兴经济学分支和思想流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和，包括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经济学、新增长经济学等等。狭义新自由主义则特指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社会思潮，特别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主要由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组成，是一个具有明显“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政策思想流派。
　　我理解，多数人所关注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另外，需要顺便指出，不管哪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其根本学术立场都必然是一致的。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理解狭义新自由主义及其基本存在形态呢？
　　刘迎秋：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不仅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同涵义的“新自由主义”，还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因为，严格地说，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社会思潮三种存在形态的总和，虽然其侧重点是不同的。
　　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科学与谬误组成的理论和思想混合体。翻阅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并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挥，而且在很多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存在严重谬误。例如，哈耶克关于商业循环和货币、信用政策效应的分析以及弗里德曼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阐述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现代经济理论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的作用，他们也因此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的“去政府”理论和政策主张则是充满谬误的。归纳起来，他们的“去政府”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一是小政府和去政府论；二是私有产权有效论；三是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论。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主要特征、以夸大的形式把原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经济理论推向市场极端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多种存在形态，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推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宣扬“市场万能论”，否定“市场缺陷”及其“失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片面夸大市场的自修正和自复衡功能，否认政府干预对于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认为除了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有损于市场及其健康运行。
　　最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华盛顿共识”。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旨在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的国际研讨会。会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将会议取得的收获称为“华盛顿共识”。应当指出，“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十项内容既有合理因素和政策建议，也充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四项开放原则和三项“去政府”干预要求，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
　　经济参考报：您提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均源于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迎秋：新自由主义虽然早在1920～1930年代就产生了，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的真正兴盛则是19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爆发“滞胀”危机以后的事情。“滞胀”既是当时持续推行凯恩斯主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也是战后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到位以及主导产业日益成熟使然。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才由30年代以后的“被边缘化”转为重新登上历史前台。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新政”的开启和“里根革命”的到来，起到了助推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迅速向全球传播与蔓延的作用。
　　“撒切尔新政”的实施，标志着哈耶克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主流意识。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其当选为英国首相前夕的一次演讲中，向世人公开宣布了她“别无选择”地接受哈耶克的政策思想，并由此彻底表明了她的政治主张及其新政指向，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由此开始进入主流社会。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在其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也曾明确提出“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他的反“凯恩斯革命”的立场，而且指明了他的政策取向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完全吻合。
　　随着“撒切尔新政”的实施和“里根革命”的展开，他们为医治滞胀性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包括紧缩货币供给、降低税率、压缩政府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管制等等。其中，里根政府于1982年签发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标志着放松金融监管，也即新自由主义从思潮转变成为政府政策的开始。
　　伴随英美等国“滞胀”阴影的消失，新自由主义思潮便成为被广泛宣传的一种“新思想”，“华盛顿共识”也因此于1990年正式公开问世。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必然衰于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呢？
　　刘迎秋：种种迹象标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推起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其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衰退严重的阶段。实际上，早在“撒切尔新政”实施不久和“里根革命”的年代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就已经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给他们的所在国经济发展留下了许多难于克服的隐患和棘手难题。例如，“里根革命”至少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三大隐患：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与高额贸易逆差同时并存的隐患；不加监管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两级分化和更多更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隐患；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带来的更多美国人选择不节俭和不储蓄倾向的隐患。随着这些隐患的显现，人们才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产生怀疑。
　　首先，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内在缺陷的第一次大暴露。这是一次震惊了世界的比索汇价暴跌和股票价格狂泻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必然发生的危机。到1995年底，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6.2%，通货膨胀率超过了50%，实际工资降低了20%。墨西哥金融危机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内在弊端与本质缺陷的第一次明显外露。
　　其次，1997年5月先从泰国开始、进而成为殃及包括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张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历史局限性。当时，最具影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计划。危机期间，除马来西亚外，其他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分别向IMF提出贷款申请。这几个国家虽然分别得到了IMF的紧急援助贷款，但均是以服从充满“华盛顿共识”要求的IMF的苛刻条件为前提的。为摆脱危机，上述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此间，中国不仅公开宣布人民币对外不贬值，而且还实行了一系列与IMF要求完全相反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增发国债以扩大政府支出、降低利率以促进民间投资、提高工资以增加国内需求等启动内需的政策。虽然此间中国遇到了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压力，但通过启动内需，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保持7.8%以上的增长，而且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实现第二次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必然使人们更加怀疑“华盛顿共识”的正确性。
　　第三，1998年爆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后来在拉丁美洲国家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又一次用铁打的实事证明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充满了矛盾与危险，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不仅俄罗斯有过因求助于美国“休克疗法”而惨遭经济衰退的经历，而且拉美国家也有过借新自由主义实现本国经济更快发展美梦破灭的历史。例如，自1981年拉美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直到2001年的20年间，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远远低于他们曾经诅咒的1960～1980年间国家主导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时期。到2000年，这些拉美国家的人均生活仅相当于1980年曾经达到的水平。实践迫使越来越多的拉美人民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噩梦中醒来，大批左翼或中左翼政府也因此重新登上拉美政治舞台。
　　第四，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必将全面走向衰落与终结。因为，自“华盛顿共识”问世以来的近10年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影响及其危害曾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充分表明，它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巨大伤害作用。导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放弃凯恩斯主义、推崇和遵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潮影响密切相关，甚至这些政策行为本身就是它的结果2007年开始爆发并波及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全面衰落与终结。
　　经济参考报：通过反思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刘迎秋：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 必须高度重视基于特定理论的政策主张、特别是社会思潮对于政府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导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不仅在于这一理论包含大量错误，而且还因为这一理论同时又包含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实际上所具有的科学合理的一面，才着实地掩盖了它不科学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才被广泛传播。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必然使其走向终结，并最终被它的母国所抛弃。不仅如此，通过反思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要比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影响更大，危害更深。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才在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突出强调的“去政府”倾向和放松金融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放大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所突出强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要求和市场自由化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程度的不断深化，新自由主义的“去政府”政策主张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必然是路越走越窄。
　　第二， 必须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对金融市场实施科学有效监管。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不在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而在于在金融产品现代化和信息技术现代化基础上的信息交流便捷化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深化；不在于资源配置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而在于资源有效配置必须有政府的有效干预与调节。在数字化货币越来越成为纸质货币的替代物、纸质货币则越来越成为脱离黄金等贵金属的交换价值“符号”的条件下，信息交流上便捷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不仅没有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反而使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加深刻。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干预，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事情，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第三，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也需要继续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是，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科学把握和设定金融适度创新和虚拟经济健康发展的边界。要既保证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与承载其标的物的基础产品相适应，又要充分体现其规避基础产品市场交易风险和管理风险、保证基础产品市场健康运行和更好发展的功能。总结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与教训，一旦金融创新形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被演变或能够演变成投机者追逐高额回报的对象或者工具，一旦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可以脱离承载其标的物的基础产品的“空转性”交易，一旦政府无力对这类交易进行及时和有效监管，那么，这时的金融创新就走到了它的最后边界。将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创新限定在两个层次、最多三个层次范围之内，即把金融创新控制在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范围之内，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第四， 必须从经济全球化高度探索我国长期发展的大目标和大战略。毫无疑问，短期内还很难动摇美元的霸权及其支配地位。美元霸权的核心并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大国财富战略。面对已经发生的这场危机，我们必须站在应对美元霸权及其国家财富战略的高度，研究和探索我国的长期发展大战略、大目标和大蓝图。要从“中国再崛起”的角度和高度，进一步拓展对外关系，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新路径。要积极利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重要工业大国和国际贸易大国，“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支撑原素这个现实，大力推进“货币互换”，抓紧实现从边境小额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跨境结算向更大范围人民币结算关系的转变，尽快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往来关系中的另一种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
　　总之，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反思，清醒地看到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和思潮对于当前这场危机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同时还要通过反思，认真汲取美国次贷问题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既要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又要加强金融监管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避免金融创新过度，特别是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盲目发展；既要重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又要关注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既要考虑本国经济的近期发展，又要注意发达国家利用其他理论推行的新战略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要站在后WTO时代我国经济需要继续更大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我国已经制订和正在实施的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和规划，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人力资本投资与国家创新战略、从外向依赖转向内需为主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目标、大蓝图，以确保我国经济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