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人正在温岭市宝利特新能源公司车间里工作。浙江部分传统企业进军新能源产业。宝利特等传统制鞋企业转产研发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企业年生产能力超过20兆瓦。新华社浙江分社供稿

    外需萎缩影响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外贸出口；在沿海主要出口大省中，以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的浙江外贸遭遇的国外壁垒明显超过周边省份的加工贸易出口——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浙江外贸的日子注定不会太好过。
　　今年以来，相对于快速触底回升的工业经济而言，浙江外贸在危机中“快速下滑——降幅收窄——触底回升”的过程显然要缓慢得多。
　　然而，尽管当前进出口“双降”局面未见根本改观，但浙江省出口产品结构和外贸增长方式已显现出加速调整与转变的新趋势。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由单纯依赖出口订单转向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速产品结构调整，打造自主品牌；一批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开始率先尝试从出口产品向“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战略转型。
　　这种全新模式的“走出去”，不仅使得外贸企业突破了贸易壁垒，为自身趟出了金融危机中的“掘金路”，也通过与输出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方式，为“浙江制造”乃至“中国制造”塑造了新的国际形象。

　　——外贸“双降”中的出口企业“用工荒”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口企业出现“用工荒”，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宁波、温州等地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7月份以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洽谈会几乎场场爆满，到8月底，已举行的16场洽谈会，提供岗位24467个，平均每场1529个，比二季度平均增加了34%。
　　“下半年出口订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有点出乎意料，企业的员工储备明显不足。”温州阔帅服饰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陈爱民发愁地说，公司新增的一条西服生产线缺少工人250多人，造成整条流水线无法开工，休闲服那边也缺两个班组，大概50个人的样子。
　　“在外贸总体形势尚未回暖的情况下出现企业景气度回升，说明我们的危机‘突围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乐观地说。浙江省外贸总量大，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2111亿美元，其中出口占全国10%，其市场变动迹象向来为业内所关注。
　　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项中，出口至今仍是浙江经济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块。从去年11月出现进、出口月度同比双双下降，连续9个月来浙江外贸仍没有走出这一通道。今年7月，浙江实现进口54.9亿美元、出口124.5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8.2%和19.3%。
　　杭州海关的分析人员表示，虽然进出口走势仍处于下降通道，但是浙江外贸在下降中表现出特殊的“韧性”，即市场调适能力，是其他一些外贸大省不多见的。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6月份起，浙江进、出口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目前几个主要外贸指标不仅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好于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和上海。
　　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为例，尽管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消费紧缩，但是上半年义乌实现出口9.05亿美元，同比增长6.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我们出口的产品结构以日常必需品为主。”义乌一家企业负责人说，这是“浙江制造”在特殊时期展示的全球竞争力。

　　——出口“三级跳”趟出来的“掘金路”

　　“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今年以来，浙江越美集团董事长徐志明屡屡被邀请到一些场合作这样的经验介绍。在纺织企业出口普遍大幅下滑的时候，越美集团1至5月份实现自营出口3700万美元，同比增长45%。徐志明自信地说，下半年旺季来临以后，越美出口增幅有望达50%以上。
　　徐志明的经验就是一个外贸企业出口“三级跳”，即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上世纪90年代，他依靠中间商出口产品，一年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2000年开始，他在尼日利亚办起了贸易公司搞批发，站稳脚跟后，2004年、2006年又先后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创办2家加工企业。去年以来，他在尼日利亚国家级保税区建立了一个境外纺织工业园区，目前有意向加入的纺织配套企业已达30多家。
　　“输出”企业带来的好处可多了，如既能及时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又能绕开出口国的贸易壁垒，还能规避人民币升值的风险。诸暨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楼闯说，国内纺织业在危机中表现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营销方式问题，即依赖中间商出口等于是把市场和利润都让给了人家，一打袜子才赚几分钱，危机一来生意就没法做了。
　　这两年来，绍兴一些外贸企业普遍经历了从设立境外“窗口”到开设生产性企业，再到建立海外工业园区实现“产业集群”走出去的转变，形成了营销“窗口”、生产基地、园区开发联动推进的新格局。截至今年7月份，这个市累计批准设立境外投资企业623家，投资区域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投资7.3亿美元，其中生产性企业78家。
　　“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推动绍兴从外贸大市向外贸强市跨越。”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说，去年下半年以来，虽然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但全市出口占全省的份额逆势上扬，2008年成为了浙江首个进出口突破200亿美元的地级市，今年前七个月，绍兴已实现出口84.5亿美元。
　　今年1至7月，嘉兴市已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6家，投资总额6547万美元，为年预期目标的131%。同样，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企业成为了带动嘉兴出口的新增长点，前七个月这个市境外企业带动出口2.4亿美元。

　　——“走出去”塑造国际新形象

　　先行“走出去”的企业发现，如今到境外创建纺织园区，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双重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是我国商务部的“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享受所在国自由贸易区政策的相关优惠，出口产品还可以享受所在国退税奖励。
　　“积极地发展‘两头在外’已经成为浙江外贸的一种战略。”浙江省商务厅厅长金永辉说，一头是营销在外面，在境外建立营销机构，另一头就是研发在外面，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目前浙江省已创办了8个境外工业园，其中4个是国家级的境外工业园，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越南、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走出去”创办企业或产业集群，可以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如将国内纺织、服装、机电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既可以让那些闲置设备产生效益，又可以缓解国外对于中国出口“低价”倾销的指责，实现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浙江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52%，目前全省有各类出口企业3.5万家，出口产品涉及20个大类共计5300多种商品。按照2008年的统计，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21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我们不可能全部靠出口转内销解决外贸行业出路问题。”兰建平说，扩大外贸的最终出路还是在外贸转型上。
　　今年初，商务部制定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表示将进一步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大力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践证明，对外投资不但可以拉动出口，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能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投资办厂几年来，迅速带动了当地纺织产业链的发展。由于订单太多应接不暇，越美集团将一部分订单给尼日利亚的农户加工，当地农户已藉此发展了4000多台织布机，一年可增收4000多万元，同时带动了当地的棉纱贸易商、花版制作商、印染企业和仓储企业等各类企业发展。

　　——外贸企业在危机应对中不断提升自我

　　今年4月，温州4家企业联合在俄罗斯注册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为温州出口商品提供运输、报关等服务。“这是规范的‘白色清关’。”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说，以往一些温州商人对俄出口中采取委托俄方公司包办清关的服务，俗称“灰色清关”，由于报关程序不规范，给俄方提供了查封中国商品的借口。
　　7月16日，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成功收购世界三大自动裁床企业之一的Bullmer(奔马)和Topcut(拓卡)两家知名企业，新组建了Topcut-bullmer(拓卡奔马)公司。杰克集团董事长阮福德说，收购这两家企业的品牌、技术、人力资源，不仅可以加快自身高端自动化缝纫机的研发，还可借助其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杰克工业缝纫机加速进入相关市场。
　　浙江省商务厅厅长金永辉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浙江遭遇到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337调查等案件已达300多起，全国70%的案件都涉及到浙江。原因跟浙江的贸易结构有关系，浙江一般贸易占全国的比重高，而贸易摩擦主要是一般贸易引起的。这几年浙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非常主动，积极地开展应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西方一些国家产能过剩比较普遍，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外需下行压力犹存、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都将是困扰我国外贸的两大难题。作为外贸大省的浙江要保持出口强势，除了加快“走出去”步伐外，还是要注意从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和普遍质量上入手，包括加快创造自主品牌的时机，加快推进块状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台州经济影响巨大。台州市为鼓励企业保市场扩大出口，积极推动出口企业申请国际产品认证，取得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目前当地摩托车企业已获得欧盟E-MARK认证、美国DOT认证和EPA认证等证书300多份。
　　大型丝绸服装出口企业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将扩大自主品牌建设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公司自主品牌在美国销量上升5.31%，公司出口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2%增加到了10.9%。“我们多年前就制定了出口利润率10%的目标，没想到居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实现的。”达利执行总裁费建明说，“可见危机并不可怕，企业出口提升的潜力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