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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广东省出版集团、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广东经济出版社、《经济研究》、《时代周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首发式。10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向做了各自的分析和预测，针对我国在下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对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变革、增长模式的调整、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如何完善市场、拉动内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以下是经济学家的部分发言。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股市、房地产的价格飙升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走，要看你怎么做。我画了两条线，一条线是一个W式的走势，一条线是一个长底部的U形走势。这是跟每个经济学家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判断不同相关的。我的判断大致上是这样的：从现象上看，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但是它的深层原因呢？我认为正好相反，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过多，使现象和本质之间、短期和长期之间出现了很矛盾的状况。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10月以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货币的连年超发，流动性过剩、杠杆化，以至于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很快地就转化为流动性的严重短缺，需求不足。这跟全世界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原因有不同，从根本上说呢，它是两个结构失衡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居民储蓄的严重不足和中国的投资率过高，这两个相反的结构失衡互补就衍生了这场危机。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应办法其实也是有两个的，第一种对应办法，就是从短期来看，我们有必要用政府的信用去取代民间的信用来支撑这个市场不至于崩盘。另外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也是保持这个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是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由高度的杠杆化和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引发了短期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长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我们看现在的统计数字，很清楚，这一年来经济回升很快，这个需求总量是扩张了，而且需求总量支撑了经济的回升。可是，你仔细去分析三驾马车是哪一驾起了作用呢？消费，并没有太大增长，稍有增长，出口是下降的，那么谁带动了增长？投资。一年2万亿的政府投资、10万亿的贷款，它支撑的。那么，消费能不能起来呢？消费要起来，收入就要起来，收入不起来，只能靠政府发钱，政府发钱又要加税，加税的结果会对长期的个人家庭需求的增长起负面的作用。我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到哪儿去了？按照十一五的规划，要转到效率提高上去，现在一说就是转到内需增加上去，我觉得理论上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些国家在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消除过分发行的货币。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再杠杆化的趋势，这就妨碍了我们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的实现。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短期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上去。否则我们就会走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状况，货币超发、再杠杆化，就蕴藏着新的一轮所谓资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飙升，更应该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动向要看这十年内发生哪些大事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动向，必须要了解这十年内在经济方面或者正在进行中的有哪些大事，第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对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的耕地18万亿亩，林地是25亿亩，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又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生态保护，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能解决一大堆问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每年一个百分点，比如两千万农民连家属都要进城，进城到哪儿去，主要在县城和镇，比较大一点的镇，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水电等等都要建，这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搞了这个，在国际市场出口没下降，出口还上升，这将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我们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经过中科院的讨论，第一，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第二，新材料，新材料影响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的改造。第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对农业、对畜牧业、对水产业、对制药业都有影响。第四是环保产业，今后我们不注意发展低碳经济的话，我们的产品就出不去了。
第四件，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创业板的推出。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这么多人要进城怎么办？要解决大量劳动力，仍然要靠民营企业。
第五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是扩大内需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这个问题如果逐步推进的话，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在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土地问题：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
这次危机，确实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看，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这次危机之前，当我们谈金融体系的时候，大家不自觉地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好，也有效率，监管又非常有效，对于全球的影响也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但是，危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发达、我们一直以为老师的国家里发生，还影响了全世界，这就让我们重新来考虑问题，这次危机可以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不仅仅是一些大机构王冠落地，一些大专家王冠落地，一些大国家王冠落地，一些以前我们认为是金科玉律的经济学道理王冠落地，需要我们重新来看。
这次救市，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包括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都向市场上投放了大量的资金，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我们前1-10月份，我们的M2增长了29%，我们的新增信贷将近9万亿，对于这样一个数据，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那么这是不是中央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宏观调控的时候就假定当局是能调控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今年以来，我们货币政策操作事实上是非常紧的，第一，法定准备金率今年没变。第二，利率没变。第三，储备货币没有增长。第四，我们再看中央银行向市面上投出的货币，包括通过购买外汇、包括宏观市场操作吐出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比2007年和2008年多。也就是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紧的，紧的操作产生了松的结果，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一个解释就是全世界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高储蓄，高储蓄这样一个事情在中国已经至少二十年了，高储蓄下，我们必须高投资，我们必须高出口，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国内消费不能吸收掉这个储蓄，我们必须通过国内投资和出口来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那就GDP增长容易下降，所以我们20多年来，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这些现象同时并存，大家对投资深恶痛绝，但是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投资率越来越高，这次应对危机，还不得不公开地说要鼓励投资，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不能拿教科书去套，不能拿外国的理论去套。这就需要探讨，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特色的东西，由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受世人瞩目，所以也成了世界性的课题，探讨中国三高之谜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很重要的话题。
那么还有一个全球的因素。全球的因素就是说，金融部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不是那么近，而且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它自身有极大的腾挪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东西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无。恐怕流动性这个词用得就不当，我也写过文章说用这个词概括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从货币的存量上来看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存量的流通速度危机前后有了剧烈变化，危机前是迅速周转，危机中是不周转。现在是通过政府注资，使得这个存量得以流动，所以就出来更大一个概念，口袋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市面上的资金供应，就是口袋资金的供应大小是个问题。
我们还从货币政策来讲，全世界的共同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效率在递减。怎么办？最近两年，人们从微观层面上去探讨货币政策的宏观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宏观上，我们的着眼点要在微观上，措施要出自微观，而且还要考虑到金融监管所具有的货币政策的效率。监管和货币政策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我们要约束银行贷款，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这些手段，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你同样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通过这样一些监管手段来实现。这就产生了宏观、微观、宏观结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如何协调配合，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探讨。
我感觉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未来的问题也都会因这两个因素而发生。土地问题又联系到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的所有问题。当然理论上，西方经济学，老的经济学是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后来的经济学就两个要素，资本、劳动，因为它的土地是完全资本化了。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经济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了，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的估计是10年。未来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有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
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第二，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长。如果说我们采纳一个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如果还能维持10年的话，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潜力挖掘好，使我们的高速增长能够保持时间长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做好准备。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当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期以后，比如说在6%以下，5%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总的经济增长率下来了，6%左右，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企业的利润持续减少，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业出了问题，2000多万农民工没工作了。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不是两个季度，是一个常态，怎么办？我这里只讲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问题现在讲得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提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低速增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能盈利的。前些年曾经有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而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中国低于6%，大部分企业就不能盈利，什么问题呢？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转变，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新的盈利能力。
第二，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上保持健康，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在机制上、效益上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好呢？我想这个结论恐怕还很难得出。确实，这几年我们的银行业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推进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方面还是与时俱进的。但是不要忘了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一个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增长空间。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贷。中国的情况，刚才李扬讲了，政策并没有放松，信贷却大幅度增长，这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因为有这么一个统计，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的项目，政府项目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使整个分散风险机制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中长期贷款是57年以后要还的，那个时候的回报怎么样呢？
三，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果说服务业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点，宏观经济增长是多少，一般来讲是6%-5%，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中低增长时期的到来，伴随服务业加快发展，制造业比例相对下降。如果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以后，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滑，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开放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无论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的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要防止中西部成为意大利的“美左桥诺”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讲大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当然指经济规模的庞大，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了，除此，更重要的大国经济的含义是它的区域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内部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作为大国经济来看待。我讲三点，
第一，
规模产生不平衡。我想讲一个现象，我们搞人口的时候，讲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征也可以讲这么一个概念，叫未富先强。中国大概是第一个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别人没有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你也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中等收入又成为经济强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了我们所有的国内政策、经济表现都会在国际上引起异常的关注。
所有的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几乎全都要和国际上的反应、和全球化中的一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建立关系。否则我们可能就经常会遇到被动，比如要求你升值了，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规模产生的不平衡。
第二，
差异产生空间。这个空间指的是机会。一，我们从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进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学习。二，中国东中西三地区的巨大的地区差距，使地区之间仍然有一个后发优势的空间。假如说中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的一半的话，那么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可以成为我们另一半的故事，再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
我们要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落后的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国家，因此，有人说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它的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意大利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两德统一以后，东德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着。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美左桥诺，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既是二元经济的，又是计划经济的，转轨经济的。这个和我们的中西部很相像。再一个是说，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过去几年来看中国中西部增长非常快，我们算了一下，大概03年以前，中国按地区、按省来计算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但是03年以后是缩小的，我们再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增长速度减下来之后，中西部地区保持高速增长，除了山西省之外。看上去好像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是再细看，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劳动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了。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是中西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我们虽然预期说，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恰恰走了违背它的比较优势的道路，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
(本文是专家发言摘录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在11月20日八版刊出，敬请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