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欧盟对中国皮鞋及童鞋征收为期两年的16.5%反倾销税。对此，温州制鞋企业积极行动起来，走上了追求质量效益型的转型之路。随后，温州鞋出口增长中呈“质优价升”的态势。图为一位温州制鞋企业的设计师在设计出口皮鞋。新华社记者 谭进 摄

    专家们认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商品结构的升级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案例在数量上将保持上升趋势，涉及的领域将继续扩大，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将趋于多样化，反倾销、反补贴案件将不断增多，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及数量限制也将被经常使用，甚至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公共利益等因素也将更多地诱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对此，我们宜保持清醒的认识，及早未雨绸缪。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案件数量明显攀升，形式和手段也趋于多样化。
　　未来5-10年将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贸环境和对华贸易保护行为增多的态势，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宜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加强贸易支持体系的建设，实现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均衡协调发展。同时，宜积极争取各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合理运用WTO规则，重视和发挥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及媒体的作用，形成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合力，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多措并举，重点遏止和应对美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为外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和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抬头，并呈现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态势。
　　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未实现的承诺：关于G20峰会的报告》指出，G20峰会以来，各国采取的经济措施大多包含保护主义内容，G20成员普遍未能遵守2008年11月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关于不实施保护主义的承诺，而中国则成为各国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首要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江云介绍说，有研究显示，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保护主义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2009年1月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为100.35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50起，反补贴案件9起，保障措施案件13起，特别保障措施案件7起。与上年同期相比，涉案数量、涉案金额分别增长16.2%和121.2%。从发动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国别来看，印度22起，美国14起，阿根廷10起。
　　综合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多位专家的意见，近期国际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及中外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案件数量急剧增多。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从遭受反倾销立案数量来看，2007年至2008年，中国遭受调查案件数量从62起增加到73起，占世界比重持续超过35%。
　　案件对我国影响广泛深远。
　　从总体来看，随着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发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扩展，争端的内容正从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的削减向非关税壁垒的拆除转移，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整个产业，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扩展，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
　　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成为三个新动向。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上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呈现上升态势，技术性壁垒更加成为我国对外出口难以逾越的障碍。例如，中国近期所遭遇到的欧盟反倾销诉讼，更多是由于技术和环境标准引起的。
　　主观性和歧视性明显增强。
　　在经济衰退背景下，不少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常以WTO中某些模糊性规则打“擦边球”，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反倾销措施和保障措施。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两反一保”、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不断呈上升趋势，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被用作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同时，在对华实施反倾销过程中，不少国家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坚持使用替代国的价格进行判决，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不公平性和歧视性。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一是采用所谓的合法方式。
　　这主要是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以反补贴为例。中国自2004年起开始遭受反补贴立案，2007年、2008年分别遭受8起、10起，分别占当年世界反补贴立案的72.7%、71.4%。
　　二是特保措施渐多。
　　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方式，要经过立案、调查、产业损害以及倾销与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等，经历初裁、终裁程序，而保障措施等方式十分便捷，没有复杂的法律程序。因此，对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近年往往采取保障措施等最便捷方式，甚至直接在其WTO减让表许可范围内提高关税或实施进口许可。
　　三是采取更加隐蔽方式。
　　通过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性壁垒、低排放和环保标准要求等，实施一系列看似合理、实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例如，近来西方国家试图实行“碳关税”，设置“绿色铁幕”打压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21世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经济讹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倪建军认为，美国放任美元贬值推动美国出口，利用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提出所谓世界经济均衡增长，正成为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隐性形式，值得关注。早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宣称，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借助弱势美元的推动力成为美国最方便的选择。而今年10月初举行的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人民币汇率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相关联。可以预料，倘若人民币不按美欧的意思升值，美欧将可能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多的原因

　　专家们认为，近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增多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从外部因素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胡江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倪建军认为，近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从国际大背景看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出现衰退。
　　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各国政府更容易屈服于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就业市场持续低迷诱发各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矛盾，不少政客及各种利益集团倾向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将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外。
　　二是不少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认识存在偏差。
　　包括欧盟、美国等在内的许多经济体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中往往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体”。
　　三是国家经济和战略意图方面的考虑。
　　有研究显示，在反倾销政策等贸易救济措施中，战略关注具有很强的驱动作用，因此不能仅仅把各国反倾销政策的强化归因于不公平贸易实践。例如，美国发动反倾销行动，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动因，还受国内政治压力、国家安全利益和历史经济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有时战略因素在反倾销中比经济因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自身因素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长期来看，我国之所以成为多个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中国贸易规模庞大。
　　近年来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长很快，而出口商品结构总体来看低价产品较多，本身就容易遭受反倾销。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很快便能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影响相关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同类工业者的利益。
　　二是中国企业谋略不足、理念落后。
　　不少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外销价格与外销数量之间的关系，一味停留在价格竞争的低级出口策略上，片面追求出口数量，不仅经济效益欠佳，而且容易授人以柄，遭到反倾销的非难。
　　三是与中国反击不力有关。
　　从政府层面看，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中较少使用贸易报复措施，不少贸易报复措施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使得别国政府和企业忽视了中国采取断然措施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从企业层面看，当遭到别国贸易救济调查或实施时，往往对此认识不足，应诉不力，甚至根本不去应诉，从而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别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增多对我国的影响

　　胡江云等专家认为，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基本上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上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多，对我国的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总体来看，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度负增长。2009年全年出口下降几成定局，这将是中国自1994年以来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二是致使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压力加大。我国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主要涉及两类商品：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二是资源型、高耗能型和高污染型产品，对“两高一资”出口商品的调整压力，基本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但劳动密集型的下调压力加大，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负面影响较为突出。
　　三是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包括食品、纸制品、动物产品、鞋帽伞、木制品等。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抬头，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而且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整体复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多和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我国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并成为影响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显，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如何应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综合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清华大学等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遏制和应对国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应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调整贸易战略，加强贸易支持体系。
　　一是今后我国宜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关注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关注提高生产率，使传统的贸易战略向促进国际竞争力的贸易导向战略转变。出口政策宜转向侧重以质取胜，减轻出口与内需的资源争夺；进口政策宜转移到进口国外资源与技术设备并重上来，形成内需与外需对立统一的局面。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特别指出，我国应该鼓励出口，但必须保证这种出口经济的效率。我国长期以来在土地、原材料及环保执行标准等方面对制造业的要求不够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制造业的一种保护，但这种保护是没有效率的，因此过去对出口和制造业的补贴政策亟待改变。
　　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贸易救济体系。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巡视员宋和平认为，我国宜加快制度调整和创新，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消除可能诱发他国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因素。同时，宜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壁垒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国际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学好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于立新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遏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自身权益，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为此，必须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的研究预判工作，并成立监督其他国家履行WTO义务的专门信息情报机构，合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成员方对我国实行的各种不公平的或者歧视性待遇及时提起反诉讼。
　　四是支持和壮大中国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力量，增强它们对政府决策的智力支持，并组建专门的中介组织、咨询企业或机构，为外贸企业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我国宜在政府主导下组建智库，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就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在其间形成分工合作的研究机制，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国外保护主义做好前期研究，提供对策建议。农业部国际司原副司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赵龙跃认为，鉴于中国的政府机构受编制所限，应该发挥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智力支持作用。由经贸研究机构定期收集、整理、发布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研究主要贸易对象和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示有关企业及时采取防御措施。
　　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合力应对贸易保护。
　　一是积极开展政府间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争取各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一些国家已宣布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政府在谈判、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时，宜把不对我国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肖耿认为，我国宜考虑利用奥巴马下月访华的时机，积极促成美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对欧盟等其他经济体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
　　二是合理运用WTO规则，回击国外对我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认为，当我企业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时，在积极准备磋商解决的同时，可灵活运用WTO规则，尽快拟定出一个短期的反制措施预案清单，对那些对我国滥用贸易保护的国家起到威慑作用。
　　三是重视和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增强企业应诉能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认为，我国企业必须学会在规则下竞争，并密切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宜规范出口商的市场行为，避免授人以柄，并通过行业组织协调本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防止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杜绝个别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降低国外对中国反倾销指控的几率。
　　四是借鉴WTO机制，加强国际贸易机制建设。王勇、肖耿等专家认为，遏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要重视加强国际协调，尽可能地通过多边渠道予以解决，促使贸易摩擦非政治化，尽量避免双边贸易战。
　　重点应对美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美国利益集团驱动的贸易政治特点，专家们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国当采取以牙还牙的对策，调动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继续立足中国市场的力量，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向国会、总统游说和施压，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当中。
　　对此，肖耿认为，美国的选举政治决定了其有关政策并不一定代表美国的全局利益，其国内政治角力的解决有时需要一定的国际压力。因此，对于美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提案，中国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强烈反应，为美国总统否决提案营造合适的国际环境。
　　宋和平、梅新育强调，遏制美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应注重加强中国的反制能力和企业的应诉能力，增强贸易报复的威慑力，这将决定谈判的力度。而增强贸易报复的威慑力，归根结底需要将其落实到美国决策者个人的政治利益，使其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面临受到损害的威胁。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立平认为，中国遭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美国多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做好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也非常重要。鉴于这当中一些美国利益集团与我国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宜充分发挥这些利益集团的积极性，由其代表我方进行游说公关，其效果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