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石元春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粮生物质是新能源发展绕不过去的坎！”他认为，相对于需要利用一次能源加工成二次能源后才能发挥功效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我国生物质能研发已在“非粮”技术路径取得了多个领域的突破，既适合国情，又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当务之急是有关部门要调整战略思路，盘活资源存量，优先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

    警惕新能源加工过程中的污染现象

    石元春说，发展新能源首先应该理清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认识识问题。任何一种新能源，即便终端使用是清洁的，但其加工过程是污染的，也不能称之为“清洁能源”。
    他举例分析，像用蓄能电池技术和以电或氢为动力驱动的所谓“清洁燃料汽车”，与使用柴油或汽油相比，电能与氢能要清洁许多，但它们都是由一次能源转化而来的二次能源，发电厂和转化氢能的污染依旧，这就是“清洁了城市，污染了地球”。在我国，80%的电是从煤转化的，而煤又是不可再生和高污染的，并且煤电能量转化效率低，比例为2∶1。
    目前太阳能发电模式主要是利用硅材料提纯技术和薄膜技术。石元春认为，这两种技术都是对化石能源进行加工，整个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国外公司在掌控核心技术的前提下，近些年逐步把加工转移到我国境内，然后再从我国买回加工后的产品，变相地把污染留给中国，增加中国的生态包袱。
    石元春强调，最重要的是，风能、水电、太阳能、核能等都是物理态能，只有能量，没有物质，无法储存和运输，而生物质能源为化学态能，便于储存和运输，这是物理态能替代不了的。因此，我国新能源短期内可以各有侧重发展，着眼长远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物质能源。
    据调查，当前我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以及其带动的相关制造业，大都是由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开发，而生物质能源产业除了中国能源电业集团、中粮集团等外，大都是中小企业参与。石元春因此呼吁，要避免利益集团推动产业布局，否则吃亏之后还是要回到非粮生物质能的轨道上来，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生物质能不受区域限制更适合我国国情

    石元春认为，生物质能具有不受区域限制的优势，比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更适合我国地广人多且分布不均衡的国情。
    他说，我国能够形成风电场只有2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仅内蒙古就占了一半左右的资源，而太阳能则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根据实际情况看，我国东部、南部、中部都没有形成太阳能、风能大规模运营的客观条件，而生物质能则可以在全国进行分散式布局。
    风能、太阳能的储能性也较差，供电不稳定。据介绍，美国西部得克萨斯州有个很大的风电场，今年2月连续3天没有风，照常运转的电网遭受严重损坏，导致大面积停电。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德州政府不得不高价购买每小时进行一次天气预报的服务。
    此外，生物质能可以与化石能源一样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物质性产品，这是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石元春介绍说，美国计划到2020年用生物质生产其20%的化工产品。另据美国科学院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有机化工产品90%以上的化工原料来自生物能源产品。

    “非粮”技术路径可实现一举多得

    石元春认为，生物质能长期以来广受“争地争粮”质疑，得不到国家足够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但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生物质能的技术研发方向已转入到非粮食原料利用上，并且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石元春说：“我国土地资源贫乏，是指耕地少，但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土地可以充分利用，非粮生物质能并不存在争耕地的顾虑。”目前，我国非粮生物质能源原料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类是农林有机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业剩余物等，这一部分非但不影响粮食安全，而且能“变废为宝”；第二类是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这些土地主要包括现有林地中的薪炭林、木本油料林和灌木林，可利用而尚未利用的土地中的宜林地和宜农地，在现有非粮低产农田中可以通过种植结构调整用于种植能源作物的土地。
    中国工程院一份重大咨询项目研究表明，我国可用的农林有机废弃物年产能4.74亿吨标煤，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年产能4.25亿吨标煤，两项合计年产能潜力为8.99亿吨标煤。在我国边际性土地中，有宜于农垦的后备土地1.1亿亩及现耕地中的低产田4.27亿亩；宜林荒山荒坡地8.56亿亩及现有的薪炭林、油料林和灌木林7.76亿亩，整个累计面积与现有耕地面积相当。
    石元春参考巴西的相关数据分析说，如能利用我国宜农边际性土地的一半(约两亿亩)发展甜高粱和能源薯，可生产6000万吨乙醇，农民可以获得3000多万个原料生产岗位，40多万个加工生产岗位和新增收入480亿元。除少量低产农田外，所有边际性土地和有机废弃物全都是目前没有经济价值的潜在资源，一旦投入生产和流通就能实现它们的价值和年年“发酵”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