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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刺激政策的时机到了吗？”澳大利亚率先作出加息举动后，地处东部沿海的浙江经济界人士立即感受到了宏观政策可能趋紧的压力。
到9月底，浙江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4.4%和12.5%，工业增速回升明显。海关发布的信息也表明，9月份浙江外贸进出口规模创下今年新高，连续8个月的“双降”格局终被打破，其中出口129亿美元，同比下降11.2%，进口55.9亿美元，增长7.6%。
但在浙江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看来，当前经济企稳回升势头虽然显现，但是复苏基础仍不牢固，过早调整正在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会打击市场信心。他们更为担忧的是，民营经济在宏观调控中所受冲击向来较大，如果经济刺激政策出现调整，对民营为主体的浙江经济将是沉重打击。
复苏无疑稳固有忧
家住义乌市江东货运站附近的陈金华正在努力适应新的作息习惯：由于货运站进出车辆大增造成附近交通堵塞，这两个月来每天早上他要提前半小时出门才不会上班迟到。7月份，江东货运站的吞吐量仅为14.72万吨，8月份达到了22.84万吨，9月份增长到了27.38万吨。
江东货运站是义乌市出口反弹延续的一个缩影。9月份，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市实现出口申报报关单2.9万份，监管集装箱5.4万箱，实现了连续4个月增长而且均创下今年新高。“一方面有圣诞礼品等出口旺季因素，另一方面，在中央相关经济政策刺激下，外贸和企业经营环境确实在好转。”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说。
浙江星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今年前三个季度已实现产值7000多万元，同比增长了10%以上。公司负责人梁尔真说，自己是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受益者，如果剔除从移动、电信两家公司获得的部分3G业务订单，公司今年的产值要比去年下降50%左右。
“现在经济确实进入了企稳回升、复苏阶段，但是，还没有达到稳步增长的水平。”杭州银行董事长马时雍说，银行的很多小企业客户，这几个月来开工量都在增长，但是订单还不稳定，尤其是缺乏时间长、大额的订单。今年三季度，杭州银行实现国际业务结算量为1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少4.5亿美元，说明外贸行业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信心回升担心犹存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浙江省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持续增强。接受调查的1442家企业中，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持“乐观”的占29.8%，比二季度回升5.5个百分点，认为三季度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占36.9%，比第二季度回升4.1个百分点。
杭州市企业家协会会长、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说，今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家会员们普遍都很紧张，现在，大伙儿信心都上来了。“信心是回升了，但是我们的担心仍是有的。”浙江星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尔真说，民营企业最担心的还是政策环境的“不公平”问题，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在各个领域都在“高歌猛进”，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进一步被压缩。不论是政府部门发放的创新扶持奖励基金，还是银行贷款，民营企业争取的难度肯定比国有企业高很多。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民营企业很担心宏观调控的“头班车”和“末班车”现象，当货币政策收紧的时候，银行肯定会先压缩民营企业贷款，当货币政策放松的时候，先“享受”的肯定又是国有企业。现在经济环境刚开始好转，一旦出台信贷规模控制或加息政策，民营企业家信心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
抓住机遇促进调整
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说，在中央和省里的引导下，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已成为基层的自觉行动，民间投资与民间消费也在启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各级政府应抓住机遇，促进调整，包括促进相关产业政策及政府职能调整。
杭州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水福说，如今一些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仍未得到大的改变，相关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当前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定，汇率政策应增强灵活性，比如适时适度地进行贬值，以化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我国外贸企业造成的压力。政府直接投资政策必须适时调整，“国进民退”现象不应助长，竞争性领域必须继续贯彻政府有序退出的指导思想。
星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提出，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不能说已经全部释放，国内的实体经济，不仅需要政策保持延续性，还希望政策能继续“推一把力”。一方面，当前支持研发、创新的政策力度还不够，政府应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加强落实。另一方面，国内有关方面应对国外贸易壁垒的手段仍然偏弱，建议政府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
“民营企业为什么仍然不满意？很多时候不是政策真正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政府机关作风转变的问题。”杭州银行董事长马时雍说，现在企业“求”政府的事儿还是太多，减少审批还是说得多做得少，这种状况没有实质性改进的话，肯定是会影响企业家信心和社会创业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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