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经济发展与低碳经济--中国和世界”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在对哥本哈根会议和碳减排发表观点的同时，一致肯定了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专家看法各有不同。
    德国专家斯蒂芬认为，在德国，由于发展低碳经济而产生的就业机会有100多万个，到2020年还可以翻番，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时都有非常好的抗危机性，还可以每年节省1000亿的能源。现在，德国已有很多公司意识到绿色技术的重要性。
    瑞典代表说，瑞典在过去的20年，排放降低，就业却增加了。在高碳排放时，虽然GDP发展很快，但那时的就业并不高，高能耗部门并不是高就业的部门，我们75%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解决了25%的劳动力。中国的难题是要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们建议，中国可以不追求那么高的GDP目标，减少排放，低排放后就业率会逐渐走高，这在短期内各国会有所不同，但长期的趋势是一样的。中国有后发优势，可以蛙跳式前进，可以比较快地发展成低碳经济，向劳动密集型转型，向服务业转型，从投入推动型转为技术推动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所长蔡昉提出，实行低碳经济，对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可能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尤其是在就业方面，从2004年至2007年，由于减排所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已达37万，而且主要发生在较贫穷的中西部，影响很大。中国的节能减排能否与就业相容？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就业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损害就业，在政治上是得不到认可的。他说，现在几乎所有说低碳经济可以带动就业的都是发达国家，他们在利用绿色技术的同时，起码可以实现替代，可以实现减排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有条件的，中国目前人均GDP是3000美元，处于低级阶段，同时又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些技术，减排不会自然而然带来就业岗位。如果要使就业损失最小化，同时又实现减排，进入双重红利俱乐部，需要一种机制，同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蔡昉说，我们目前采取的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冲击式的，一种是缓进式的。而大部分是冲击式的，就是行政的关停并转，造成了一定的就业损失，2004年至2007年，在造纸、化工原材料、纺织等行业大约造成17.7万的岗位损失。另一种方式是淘汰落后产业，主要是在能源等部门，损失19.6万就业岗位，到2007年总共损失37万岗位，我们的统计至少有30%没有被统计到，如果加上这30%，应该是48万多的岗位损失。虽然这不是个太大的数字，但它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冲击式的减排直接破坏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却并不改变其他企业的行为，因此，应该尽量减少行政行为。他说，过去30年，中国的东部地区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完成，这些年，中西部的资本密集程度大大提高。无论二氧化硫还是二氧化碳都处在上升阶段，要实现减排，重点应放在中西部，发展方式应从政府主导、投资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此外，他还指出，有些所谓的清洁能源其实并不清洁，比如我们的太阳能板，生产它需要很大的能耗，但它出口到西方后，西方国家用上了清洁能源。
    国家发改委资源所所长周大地认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在应对上要有革命性的变化。他说，哥本哈根会议的问题不在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即使从1990年算起，发达国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排放水平也很高，中国的排放即使现在很高，但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人均上看都很低。而中国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能效每年提高4.4%，我们每个五年的目标都得到实现，2006—2009年，我们淘汰了267万千瓦的落后发电设备，3年内能效提高了9.5%。我们还提倡公交优先，限制汽车消费，到2020年我们计划新建60兆瓦核电，4000万人使用沼气等。但是，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为此做过什么事，现在提出了碳税的问题，碳税会造成资源的高价格，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而且仅仅用经济措施会有很多问题产生，它能限制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提出，应将历史上的排放统计出来，做一个账户，量化成数字，进行评估，建立排放权账户。将2050年的排放作为总目标，按历史账户分配碳排放指标。也可以在国内各省建立账户。这样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留出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会为技术创新和增长创造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