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总会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与拉萨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做游戏。新华社记者：觉果 摄

    我国第一家注册批准的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运行两年多来，由于“市场化”操作失误及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现已陷于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境地。民间基金会成长面临的规模偏小、募捐来源困难、公益性支出无法达到规范要求等难题，折射出我国草根慈善的艰难与尴尬。

    “出手大方”走臭棋

    据了解，我国从2004年6月1日起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迄今已4年有余。据条例说明，所谓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性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又可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和定向募捐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国家对民间公募基金会有较严格的规定和审批要求，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后一直少有人尝试。
    2005年初，宁波市一名叫林银才的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许多癌症病人的痛苦与艰难，萌发了筹建抗癌基金会的想法，他把自己居住的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捐献给基金会。此后，在宁波有关部门、企业界人士和市民的帮助下，终于如期按规定筹足400余万元的原始基金，其中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公司独家捐助200万元。浙江省民政厅特事特办，仅用两天时间便完成了所有审批程序。
    作为我国第一家地方性民间公募基金会，当时浙江省和宁波市有关方面都对抗癌基金会抱有很大的期待。浙江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称，希望宁波市抗癌基金会能发挥自身优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民间募捐慈善事业的路子来。
    然而，抗癌基金会的最初亮相及此后的一系列表现，却让关心爱护她的朋友们大失所望。据基金会原理事会成员反映和主管部门调查证实，基金会成立不久，在众多理事会成员毫无知晓的情况下，个别领导成员拍板决定，在423万原始基金中，拿出其中的123万巨款，购买某品牌的灵芝孢子油保健品，发放给部分癌症患者，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现基金会的有关领导成员认为，斥资百万购买保健品之事，不论怎么说，至少是“走了一着臭棋”，因为此事难免给人授之以柄，有“瓜田李下”之嫌，且由此埋下了内部纷争决裂的导火索。
    基金会募捐部主任孙蓉波说，当时，为“尽快扩大影响，打响知名度”，基金会的经办人员又超出预算，做了一批广告宣传品，这样抗癌基金会成立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间，用于购买滋补品、订做广告宣传品及租房、添置办公用品等项的开支即高达150余万，占基金会股本金的35%以上。此外，基金会一名姓郭的理事还向宁波市有关部门举报说，就在基金会成立大会召开后不久，基金会的几个头头背着大多数理事长和全体理事，秘密商定，自定高额工资报酬。如理事长、常务理事长、秘书长的月工资高达每月3500元，还另加每月住房补贴500元，并要求对外“严守秘密”。郭建新说：“这说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是来搞慈善事业的。”

    市场操作屡碰壁

    孙蓉波说，购买保健品支出后，他们发现基金会财务存在大漏洞，原始基金只有200余万元了，便向民政部基金会管理处作了请示汇报，部里同志明确指出：“原始基金是不能动用的，否则资金会发生问题。”孙蓉波说，这使他们深为担忧，如何尽快弥补原始基金的亏损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刚好这时有人推荐了一名姓王的外地人来作募捐营销总策划。他上任之初就建议办一场歌星义演大会，将门票收入扣除成本开支作为募捐款收入，还具体策划了企业展览、爱心拍卖、现场募捐等内容。
    孙蓉波说“我们以为方案设计不错，便具体着手实施这次大型爱心活动，却不料又遭遇了一场‘滑铁卢’，使基金会雪上加霜。”首先，这场演出的成本之高出乎原来的想象，场地费、广告费、保安费、演出费等各项开支合计高达76.31万元；其次，活动准备匆促，工作人员缺乏经验，筹办过程几生变故，甚至导致参展商全体退展；三是由于请不到好演员，活动影响力不足，偌大一个体育场的演出，只卖出了区区800余张的票子，门票总收入仅为55569.68元，收支抵扣，整个活动亏损了70余万元。
    “在此期间，我们也尝试了上门募捐、报纸义卖，专题定向募捐等种种募捐形式，均收效甚微。”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志方说，而大型义演的失败，更把基金会带入即将破产的边缘，对大家信心是很大的打击。那么下步的路子该怎么走，张志方说，我们一些人是退休后来基金会发挥余热的，以前对市场经营并不熟悉，从基金会的实际处境来看，自身是民间慈善机构，没有行政募集资金的资源，基金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靠市场化运作。但基金会没有专业人才，我们想到与广告公司合作，利用广告公司的人才资源为基金会募捐善款，当务之急是要尽力把原始基金的亏空补上。
    陈志雍说，既然是市场化操作，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业务分成，最初的方案是五五分成，后来基金会认为比例太高，要求压到四六分成，广告公司拿四分，我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了3个多月，最后各退半步，达成了公司提成45%的协议。陈志雍说，近两年来，我们共为基金会拉来了390多万的募捐款，我们公司提成拿了185.79万元。
    “市场化操作使基金会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会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已达398.2万元，接近条例要求的400万原始资金。”基金会代理秘书长杜学初说，在此期间，他们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为癌症病人服务的各项活动，如组织向癌症患者周婷婷、周建明等专项募捐，组织癌症知识讲座和癌症病人旅游等，很受社会的欢迎和好评。退休工人、癌症患者刘君仙告诉记者“我们这些癌症病人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平时很孤单，抗癌基金会经常组织集体活动和参观旅游，我们真是很开心很感谢。”
    杜学初说，与此同时，基金会的内部管理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人均月工资，现实际减为1700余元；以前捐助病人，5万10万仅凭个别人的一句话，现在要通过班子集体讨论，同时还要征求乡镇街道和民政部门的意见，在当地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开展捐助活动。

    草根慈善路难走

    然而社会舆论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看法与基金会的自我评价却不尽一致。前不久，家住鄞州区姜山镇的蔡女士向宁波当地媒体投书说，抗癌基金会以她女儿患白血病的名义到镇上募捐，募去了10万元，但只给她送去1.2万元。蔡女士怀疑，其余钱是否让基金会挪作他用了。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又引起了一场风波，给基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杜学初解释说，基金会确实派人(实际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去过姜山镇，本意是募捐原始基金，只不过拿蔡女士的女儿举了例子，也许是当事人没讲清楚，让蔡女士和镇上有关企业产生了误解。
    但杜学初的解释并未达到如期的效果，尤其是基金会拿巨款购买保健品和与广告公司拉赞助的消息传开后，更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其声誉遭到严重打击。而基金会的主管机关、宁波市卫生局也认为，这两年来，基金会存在运行成本确实过高，公益性支出比例偏低的问题。
    市卫生局疾控处副调研员李富强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2007年底，抗癌基金会募捐收入为233.55万元，真正用于癌症患者治疗费用仅为30.47万元，而活动成本达179.24万，占总收入的76.75%，其中绝大部分是广告宣传费，也就是广告公司的业务提成。2008年基金会收入为150万元，当年度公益支出为30.6万元，也仅占总收入的20%。而《基金会条例》规定，公募性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应占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
    李富强认为，基金会体制不顺，内部管理失控，也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他说，“按规定，省卫生厅是抗癌基金会的主管机关，我们是委托代管，但对基金会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该如何管，管到什么程度，条例并没有具体规定。如基金会理事会发生内部纠纷后，他们召开会议，免掉了其中7名理事会成员，但如此大的人事变化，基金会与主管机关事先既不沟通也不汇报，这怎么行呢？因此，基金会今天面临如此困境，自己也应承担很大的责任。”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俞德鹏说，地方各级官方半官方的慈善总会有固定的财政补贴，而民间基金会一分一厘都要靠自己“讨食”过日子，两者并不处在平等起跑线上；其次，从世界发达国家情况看，基金会的业务经营比例一般为总支出的15%，我们国家规定为10%，而民间基金会规模偏小，募捐来源困难，其公益性支出无法达到条例要求，这是客观现实。其三，对于民间草根慈善组织采用社会化或市场化的募捐方式，有关方面是睁眼闭眼默许的，但缺乏相关细则予以规范。
    俞德鹏表示“宁波抗癌基金会出现的尴尬，当前面临的困境，其他各地也都有类似存在，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正视，并实事求是予以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