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模式，让美国人充满自信，也让他们变得沮丧无奈。全世界正在这场危机的魔爪下唏嘘不已，人们感叹金融创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而创新毕竟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国虽然远离风暴中心，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浪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那么我们在这次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中究竟可以学到什么？

　　中国金融业影响几何？

　　“如果仅从中国金融机构持有次贷相关资产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损失，但风险尚在控制之内，影响不大。”《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由于“两房”已被美政府接管，持有其债券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暂且不计。而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中信、兴业等7家上市银行持有的雷曼债券以及风险敞口的数量约为7.2164亿美元。“与中国银行业庞大的整体资产规模比起来，问题资产规模还是有限。”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赵庆明表示。
　　但是，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却蔓延至了与银行业务相关的各个领域。最明显的莫过于不被记入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内、风险蕴藏较深的代客理财业务，动荡的市场环境使得众多QDII产品血本无归。根据专业顾问公司普益财富对正在运行的252款银行系QDII理财产品的跟踪研究，截至10月10日，各个中资银行发行的46款QDII产品中，正收益的有3款，其余43款负收益，亏损超过40%的有17款，占比近四成，其中包括6款累计亏损超过50%的QDII产品。
　　而目前市场的关注焦点又落在了“撤回资金”这四个字上。比如即将到来的10月27日，美国银行所持有的191.33亿股建设银行H股即将解禁，刚刚以500亿美元收购完美林证券的美国银行，面临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它会不会抛售建行的股份呢？“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愿意来中国投资的资金还很多，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资金不会大量离开中国，反而会流到中国。”沈明高说。
　　作为间接影响的另一部分，外国企业遭受经济放缓冲击造成业绩下滑是否会波及到其在中国区的主体以及作为其融资方的中国的银行呢？“这个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大多数中国区的业务仍是依靠中国区自身的业务增长点，只要中国的市场没有问题，它的贷款质量等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当然，金融危机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要对贷款更加审慎。”赵庆明说。

　　危机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见习机会

　　尽管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业直接影响不大，且它发生在大洋彼岸、金融创新程度比我们发达得多的美国，但是它也确实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提了好几个醒。“这次危机是中国金融监管难得的见习机会。”沈明高说。
　　他说，“这次危机和流动性过剩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的环境都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利率低从而资金成本比较低，流动性充裕，从而导致了过多的投资和投机。”这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以美国为例，在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这种宽松的资金环境实际上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温床。“因此，流动性管理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不能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投放过多流动性。”沈明高说。
　　造成这次危机最直观的原因是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不力。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王静指出，我国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她说。
　　但很多专家更强调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中国仍然要坚持发展金融创新的观点。“中国的问题是创新不足，而不是创新过度，所以尽管美国爆发了危机，但是不代表中国就要压抑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有需求的。”赵庆明说。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指出，我们的金融一直是个短板，发展不足，而且是经济不足、创新不足。美国是创新太多了，受监管太少，对风险的估计不足；而我们是谨慎有余、创新不足。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我们对美式金融自由化进行反思的一次机会。“我们要了解到，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比起美国要落后很多，但绝不能把美国的经验完全套到中国头上，美国做的东西中国不一定都要做，美国没有做的东西不一定中国就不能做。”沈明高说。

　　危机让我们收获什么？

　　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是这次危机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追求超高利润，投行们的杠杆率均高得惊人。数据显示，2003年到去年，美林的杠杆率增至28倍，也就是说，1美元资本能撬动28美元的资产。破产前的雷曼兄弟的杠杆率也高达30倍，这还没有算上一些高风险的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比如SIV(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结构性投资载体)，如果投行套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算法，资本充足率在1%至2%之间。
　　随着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投资银行以高杠杆模式带来的高回报机制已不复存在。
　　“实际上，借钱多了，危机来了破产的企业就会多，恢复时间也比较长。尽管和欧美国家比起来，中国金融机构负债率还比较低，但以后我们还要谨慎，避免金融机构过多借债来发展自身。”沈明高说。
　　对于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投行来说，如何保证股东监管的有效性也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得到的教训。长期来看，投资银行从业人员应该专注于客户服务及专业水平，而非不计风险地追逐利润和回报。“但是因为投行和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其产品技术含量较高，设计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股东对个人的监管比较困难，股东对高管的监管没有形成，进而导致了高管过多的投机，过度追求风险。因此，今后投行的治理结构要改善，要考虑到如何约束高管过度的逐利冲动。”沈明高说。
　　“整体而言，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但是对于单个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对投资组合作出合理的金融价值的评估，谨慎出手，大规模的损失还是可以避免的。”沈明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