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多管齐下
控制农资价格 政策向种粮大县倾斜 确立最低收购机制
    2008-04-25    本报记者:方烨    来源:经济参考报

  江西今年粮食综合直补款达27.9亿。4月22日,南昌市新建县石埠乡璜源村农民在翻整水稻秧苗地膜。新华社发(周科 摄)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十项支农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热情,延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农民在春耕期间返回家乡投入春耕大忙。4月21,延安市宝塔区蟠龙镇孙崖村村民孙蛟正在耙地。新华社记者 刘书云 摄

  编者按:随着近年来国际粮食减产、价格上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目前我国粮食供给虽然能够保持大体平衡,但是农业生产与销售中依然存在着不少深层次问题,比如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流通渠道不畅等因素导致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撂荒现象,都是必须引起各级政府部门注意的大问题。

龙文军:多举措控制农资价格上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文军提出,通过多种手段控制农资价格上涨,从而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龙文军说,农资是生产的源头,农资价格上涨,势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会造成来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如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升幅继续加大,将直接制约农民生产投入规模的扩大,农民有可能会缩小生产规模。因此,农资价格的上涨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认为,当前宜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消除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不利影响。
  加强对农资价格监测和调控。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农资价格的监测,密切关注农资市场的价格动态,及时了解农资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严厉打击流通环节的囤积居奇行为。同时,要落实对农资生产企业在税收、运输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确保供给。
  积极推广科学使用农资技术。在化肥施用上,要以测土配方施肥为契机,指导农民合理用肥,尽可能地减少用量,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在农药施用上,要严格按照用药程序,掌握用药时机,避免浪费;在农机使用上,鼓励专业户提供专业化服务等。
  适当增加农资综合补贴力度,保障各项“直补”政策到位。针对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情况,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直补力度。
  此外,要继续加大“打假护农”力度,还可考虑控制化肥出口,鼓励进口。同时建立健全农资淡季储备制度。利用淡季农资价格较低的优势,增大淡季储备量,并建立政府储备,有效平抑市场供应价格。

尚金锁:建议国家加大对种粮大县政策倾斜

  “很多地方政府在项目建设中突出以工业项目为主攻方向,这使得传统的农业县,特别是种粮大县,面临着很难的选择。”国家粮油储检高级工程师尚金锁建议,有关部门应制定有效措施,对重点产粮区、产粮大县出台相关政策,调动种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农民利益的同时,保证粮食产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近年来,尚金锁通过对平原地带邢台柏乡、任县、南和等几个产粮大县的调查发现,这些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资源的传统农业大县,其年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财政收入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远远落后于周边发达县市。由于这些传统农业大县的工业基础薄弱且先天不足,基本农田保护率高。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因种粮收益相对低,农民又缺乏种粮的积极性。很多农民为增加收入,而选择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产业经营。所以,对传统种粮大县的发展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护好基本农田,保证产粮大县不因种粮而受损失,从而最终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尚金锁认为,有关部门应支持、鼓励各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经济对策,做到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在区域经济考核上应有区别。同时,应出台更优惠的粮食政策。在这些以种粮为主的传统农业大县里,农民仅仅依靠种粮收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产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日渐增加,把主要精力从种植粮食上转移,放松了对种粮土地的管理,有的甚至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安全的因素。实践也证明,我国的粮食问题不能依赖进口,只能自给自足。而我国现阶段,粮食总量也仅仅维持在供需平衡阶段,一旦遇到灾荒年,粮食短缺很可能发生。”尚金锁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部门应制定有效措施,对重点产粮区、产粮大县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调动种粮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十分必要。
  尚金锁还建议,对传统农业县特别是种粮大县在发展农业或服务业上,应出台和完善政策补偿机制,弥补发展农业和服务业效益较低的缺陷,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白丽莎:全国各地种粮补贴应有区别

  “全国各地区气候、土地面积等具有差异性,种粮补贴也应有所区别。”重庆市江津区农技推广及机电排灌站站长白丽莎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分类实施种粮直补,真正让这项政策惠农。
  白丽莎说,国家于2004年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6年又增加了综合补贴,今年还要增加各项补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种粮农民的真切关怀。
  “但各地种粮条件不一样,补贴实行‘一刀切’不太公平。”白丽莎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分主产区和自产自给区域进行分类直补。在自产自给区(西部)的补贴方式,由直接补贴到农户改为直接补贴到行政村或经济合作社。“这利于申报农户的准确性,降低行政成本,也利于直补的及时兑现和直补资金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让农民真正受益。”
  “此外,要提高补贴标准。”白丽莎说,随着生产资料涨价,劳动力涨价,种粮成本增加,比较效益低,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为了进一步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建议增加补贴标准,直补提高到每亩50元,综合补贴提高到100元。

徐景龙:国家应建立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确立机制

  “当前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政策没有体现前瞻性,没有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宏观调节作用。”安徽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认为,“国家应成立专门机构,在对粮食品种种植面积、生产成本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粮食市场需求情况及发展趋势,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徐景龙指出,我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障市场供应、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最低收购价格”。这一《条例》实施以来,有关部门均在新麦上市前经商讨后,报国务院批准发布最低收购价格。这样简单地根据粮食生产状况来制定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种粮农民的利益,促进了粮食生产,但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
  徐景龙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当务之急应加快建立最低收购价确立机制,及早发布最低收购价价格。这样可以增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信心,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改善粮食品种供应状况,丰富粮食市场供应;可以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合理种植粮食,避免出现“卖粮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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