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抑制过高的农资价格，国家和一些省市近期先后出台了化肥出厂最高限价政策。记者近日深入甘肃乡村农户、化肥生产企业和农资经营部门采访，发现已经出台月余的限价政策对化肥价格没有丝毫影响，市场价格反而一涨再涨。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的化肥限价政策最终的结果会是无功而返，政策杠杆在与市场行为的博弈中败下阵来。
　　今年的化肥价格涨幅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在甘肃市场上，磷酸二铵从去年的2980元/吨涨到了目前的4600元，上涨了54%。作为一项调控措施，国家近几年不断对化肥进行最高限价，但是从市场的反映来看，限价政策效果有限。限价政策为何失效？记者采访了解到，主要是三大因素所致。

宁夏贺兰县化肥厂工人在生产车间包装碳酸氢氨。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市场因素考虑不多，限价遭遇企业软抵制

　　甘肃最近规定，省管化肥企业尿素出厂最高价为1725元/吨，磷酸二铵出厂最高价为2980元/吨。这一限价政策涉及省内的三家化肥生产企业：刘化集团公司、张掖农友化工公司和甘肃瓮福化工公司。
　　甘肃瓮福化工公司是目前西北最大磷肥生产企业，年生产磷酸二铵24万吨。董事长高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限价政策已经将企业推到了生死线上。
　　据了解，磷酸二铵的主要原材料是硫酸、磷矿和合成氨。高源说，硫酸由去年的每吨180元涨到了860元，磷矿由每吨440元涨到了540元，合成氨由每吨1200元涨到了3600元，这三项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每吨磷酸二铵的成本达到了3830元，比2980元的最高限价高出了850元。
　　生产尿素的张掖农友化工公司副经理郭建清说，今年2月份，仅生产尿素所需的无烟煤价格就比去年7月份上涨了50%，煤炭成本就增加了2640万元，仍然执行去年的最高限价显然已经脱离了市场实际。记者了解到，以煤为原料每吨尿素的生产成本平均增加了328元至365元。
　　高源说，限价使每吨磷肥至少亏损850元，企业卖得越多，亏得越多，这样下去企业难以生存。郭建清说，化肥企业本来就是在微利保本生产，在限价与成本严重倒挂、明知亏损的情况下，是无法销售产品的。他们认为，限价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原材料的市场因素。
　　记者了解到，对这种背离市场实际的限价政策，企业表示难以接受，导致目前甘肃市场上几乎见不到地产化肥的影子，而外地产化肥乘机大量涌入，仅运费就比地产化肥高出100余元，反而抬高了化肥价格，增加了农民负担。
　　记者看到，为了应对目前的春耕，这些化肥企业仍然在生产，但是已经难以做到满负荷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企业不敢销售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已经没有力量生产足够的化肥支援农业生产。

监管环节面大量广优惠政策无法落实

　　记者采访了解到，化肥限价政策的调控和落实，涉及工商、物价、财政、税务、铁路、供销、电力等部门。从2004年至今，国家针对化肥行业先后出台了30余项调控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政策链。但是，记者了解到，在这个链条中，一些政策根本就没有落实。甘肃瓮福化工公司董事长高源说，比如运价是随行就市的，就是这样也无法保证车皮。中石油西北化工销售公司市场信息与价格处副处长王霞说，像淡季化肥储备贷款国家贴息政策根本就不到位。张掖农友化工公司副经理郭建清告诉记者，虽然化肥企业与煤炭企业签订的购煤合同价格是全年的，但是煤价说涨就涨，宁夏的无烟煤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每吨就涨了220元，所以国家关于上游产品的优惠政策往往是一纸空文。
　　化肥限价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联动过程，只有在政令畅通、部门步调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只要一个部门出现行动脱节、一项政策没有很好地落实，都会影响政策调控的整体效果。记者了解到，目前对落实化肥限价政策抓得最紧、力度最大的是物价部门，但是物价部门只管面上的价格检查，而对其他优惠政策是否有实质性的落实无人问津，最终使化肥限价政策简单地变成了物价部门对企业的单方面价格压制，执行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难以见效。

销售环节“猫腻”多市场监控难见效

　　生产企业被限价压得难以喘气，而农民照样在用高价化肥，那么谁是化肥限价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记者采访了解到，流通环节推高了市场价格。由于销售环节“猫腻”很多，价格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化肥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流通环节抬高市场价格至少有两条途径：
　　一是将超过限价的部分计入运费和装卸费。据了解，目前大中型化肥企业产品直销率都很低，90%以上的产品卖给了一两家省级或有实力的农资公司，省级农资公司再卖给县市级农资公司，后者再倒给乡、镇、村销售点或个体户分销商。国家规定化肥批零差率不超过7%，但是运输及装卸费实报实销，化肥经销商往往就钻了这个空子：把超过7%的部分打入运费和装卸费，检查人员眼看着批零差率超过10%也无可奈何。化肥经过两倒、三倒，甚至四倒、五倒，最后到农民手里，价格自然居高不下。
　　二是企业自己从“左口袋”掏出装进“右口袋”加价。甘肃一化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价政策最终在生产企业那里变成了表面文章，很难限得住。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化肥企业基本都有自己的经销公司，卖给经销公司的价格可以严格执行限价规定，经销公司再往外卖，就无法限制了，再通过一些灰色手段如多收运杂费、一货多票、价内费用转价外等等，在看似遵守最高限价的表象中照样抬高了价格，于是就出现了管住生产管不住流通、管住批发管不住零售的现象，最终是化肥生产经营实现了“双赢一亏”：生产企业既享受政府补贴，又分享产品利润，销售商则赚到了差价，而最终的结果还是农民“买单”。
　　另外，过去农资部门是农资销售的主渠道，国家只要通过农资部门就能有效地控制市场。而现在，这个主渠道的作用已大大削弱了，使化肥市场弹性加大难以集中管控，操作性变差，最终导致国家调控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在市场行为与政策杠杆的较量中，政策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建议放开化肥价格农资补贴直补农民

　　甘肃瓮福化工公司董事长高源等企业负责人认为，目前化肥企业也是原材料涨价的受害者，如果不从源头进行价格限制，仅从化肥企业身上设限，限价政策最后会落空。
　　对今年的这次限价，化肥生产和流通界人士认为，由于企业方面不愿做亏本生意，价格干预最终将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产量萎缩，一种是继续引发上游价格管制。前者不是政府限价的初衷，后者势必将化肥上游产业卷入价格“干预”链条，更加加大了调控的难度。
　　针对目前化肥市场价格限又限不住、放又不敢放的尴尬局面，业内人士建议，既然补贴农资生产环节难以监管，政府可借鉴给农民发放粮食直补的做法，将过去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记者了解到，1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最终取消对化肥生产企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逐步地市场化，必要时给农民适当的补贴，这是发展的方向。

    三道高坎冲击农业生产

　　记者在江西粮食主产区的鄱阳、余干、丰城等地采访发现，化肥价格上涨、劳动力严重缺乏和农田小水利的落后，已成为横在农民面前的三道难以逾越的坎，抑制了部分农民的春耕备耕积极性。[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