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日前制订下发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收入评估办法，其中不少内容沿袭了城市低保有关法规规定，明确界定出多种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包括购买使用汽车、冰箱、计算机、手机等高档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家庭，安排子女择校就读的家庭等。
　　评估办法的一些内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市民热议，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低保户可不可以拥有手机、电脑，低保户子女有没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资格，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有情”政策该不该在操作过程中划上明细的“消费红线”等。

四川500名贫困大学新生获得四川福彩中心的捐赠。新华社记者 侯大伟 摄

各地普遍设限：手机电脑不能用、子女不能择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我国很多地方，在制订城乡低保政策有关操作规程或者办法时，普遍为低保待遇划定了不少“红线”，如使用手机、电脑或子女择校的家庭列入不得享受低保待遇范围。在此规定下，一些低保家庭因此犯难，也有一些低保家庭因为“跨越”了“红线”被取消低保资格。
　　几个月前，哈尔滨市低保对象安某被评为“黑龙江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他因此获得了6000元的奖励，本想给上大二、学机械设计的儿子买台电脑，可因哈尔滨市在有关低保制度规定中说，低保户如果有子女在中小学自费择校，一年内新购置单项价值1000元以上的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等11类行为的将不能享受城市低保。为此，安某犯难了。
　　2005年10月，武汉市硚口区利济社区居民管某发现当月民政部门应该发放的260元的低保金没有到账。到区民政局一打听，原来，因为15岁的女儿没有按规定到附近初中就读，而是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其它中学，他家的低保资格就被取消了。“女儿上交的择校费，都是我退休的三个姐姐凑的，”管华清无奈地说，“他们以这个理由取消我的低保实在不应该。”

低保门槛之争

　　为什么要在低保政策有关法规中设置“硬杠杠”，这些“消费红线”合理吗？
　　南昌市民政局低保处处长周大根介绍说，民政部门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工作起来有个衡量标准，具体一点更便于操作和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低保金发放给低保户目的是保障其基本生活，为了给享受低保者设立门槛，民政部门在作出具体限制条件时，还是考虑了公众生活观念和社会公共准则的。
　　周大根说，民政部门了解到，低保户如果有使用手机、电脑，送子女择校等行为，一般群众都会有意见。
　　采访中，许多人对法规设置“消费红线”持赞成态度，但是对于“消费红线”的具体内容持不同意见。
　　在南昌市马家池街上开蔬菜铺的低保对象潘建新说，低保户本来就是吃国家救济，平心而论，这点钱不能乱花，我们也会自律，如果我们用手机、用电脑，一般群众看到了肯定是会有想法的。但是，子女择校的限制有点缺乏人情味，我们低保家庭也特别希望子女有出息。我的孩子今年读初三，如果孩子学习很好他就应该可以拥有与其它家庭孩子一样竞争更好学校的机会。我们可以向亲戚朋友借钱供他，以后再还，毕竟孩子的成长不等人。
　　市民刘强认为，低保是一种社会福利，低保金只能用于基本生活开支，而不能用于其它消费。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时，他凭什么享受？当低保户的行为有悖社会公共准则，就会为多数公民所不容，民政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低保户的行为进行调整。
　　南昌市麻丘中学教师黄小武则认为，对低保户能不能用手机、电脑不能一概而论。手机在现代社会已是非常普遍的消费品，一些消费套餐也是相当实惠，不能据此取消低保户低保待遇。如果一个低保对象因为要出去找工作，为了方便联系买个便宜的手机未尝不可，客观上还有利于这个家庭尽快找到其它经济来源。再比如，如果一个低保家庭有孩子在大学学计算机系的话，还是应允许其想办法购置电脑。
　　黄小武认为，低保家庭子女也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择校费可以借，也可以接受别人赞助。低保政策重在保生活、济贫，但是，也应该有鼓励低保户创新生活的意识。
　　也有市民认为，是否应该领低保金，应该完全按照家庭收入水平而定，而不是简单依照实物评估的办法或者依照低保对象的生活方式，不能因为低保户是接受救济，其就应该接受许多附加条件。

低保文件应因时而改灵活操作有情执行

　　采访中，社会学专家、普通市民、基层民政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低保文件应因时而改，低保政策应灵活操作、有情执行。　　
　　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王明美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法规对政府救助设定前提条件，这是应该的，只是其中一些具体内容、具体条款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同步改进。多年以前，手机是贵重的高消费品，政府在低保文件中将其当作低保“消费红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现在出台的类似文件还有这样的规定，这说明我们的一些政府文件没有与时俱进或者说没有因时而改，体现了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懒政”思维。而基层民政部门在操作上，应领悟国家低保政策实质，灵活操作，有情执行。避免因为执行方法的简单而令低保这一带有人情味的政策伤害群众。
　　南昌市西湖区低保局局长蒋利华、青山湖区低保中心主任熊永红认为，低保对象享受国家救济，有些消费理应受到限制。但是，一些操作规程规定的确是过时了。对此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也不会教条主义，比如一些家政临时工，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我们是会允许其购置手机或小灵通的。但是子女择校问题，因其择校费来源难以核实，对此，民政部门目前的做法是把关很严，一般是“一刀切”，取消其资格。
　　王明美则说，把手机、电脑、择校当作取消低保资格的“标签”，是政府部门“一刀切”的简单工作方式，不可取。以低保子女择校而言，择校费确实是一笔额外费用，但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子女上好学校，所以，会出现低保家庭子女择校现象。但是，难道就因为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好核实择校费的来源就可以取消其低保资格？从理论上来讲，你不能证明其择校费的来源，就不能排除择校费是借来的、朋友接济甚至是卖血凑的可能，只要存在这种可能，那么取消低保资格就有可能让低保户受冤。
　　社会人士认为，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收入核算体系，政府部门要探索新的收入核算办法，逐步取消这种以实物评估的办法，只要低保家庭的真实收入低于标准就可以领取低保金，不能因其生活方式而随意变动。因此，政府帮困理念也应进步，酌情允许低保户使用手机、电脑、送子女择校就读，这可以说体现了政府“公平提供发展机遇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