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消农业税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激励下，数亿农民从中直接受惠。然而，记者最近在湖南省主产粮区采访时却发现，随着种粮成本的再次上升，许多农民开始将原本种植双季稻改为种植单季稻。“双改单”的大量出现，使许多主产粮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一些业内人士对此深表忧心。

浏阳市工作人员展示一张有关遏制耕地抛荒的政府通告。

位于洞庭湖粮食主产区的益阳市赫山区兰溪米市是全国十大米市之一，号称“湖南米市晴雨表”。图为挂出的早稻收购价牌子。

全国商品粮生产重点县(市)之一浏阳一处抛荒的耕地。

价格飙升农民惜售湖南早稻面积锐减收购量大幅萎缩

　　位于洞庭湖粮食主产区的益阳市赫山区兰溪米市是全国十大米市之一，号称“湖南粮食市场晴雨表”。往年每到7月至8月，这里总是一片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络绎不绝的运粮车辆将窄窄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然而今年的兰溪米市在进入收购季节后，却一反常态，显得门庭冷落，沿街林立的米厂很少见到农民送粮，工作人员悠闲地嗑着瓜子，还有一些米厂干脆大门紧闭。
　　一位姓刘的米厂老板告诉记者，自从早稻开秤收购以后，兰溪米商的收购价格一路上扬，现已在每百斤78元以上，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可农民还是不愿交粮。“农民说现在卖一百斤谷还当不了五斤肉，他们坚持认为价格还会涨。”这位米商无奈地说。
　　在同心大米厂外，赫山区的粮经纪任国仁刚刚从乡下收了一车粮过来。在兰溪米市周边四五个县，像任国仁这样走村入户收粮的粮经纪数以千计。任国仁告诉记者，自己正打算不搞了，现在到农民手中收粮的价格已涨到七十六七块钱，贴上运费，粮经纪几乎没有一点赚头。据湖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甘林介绍，今年湖南早稻收购出现多年罕见的收购萎缩。同期收购量仅为去年的1/3左右，收购高峰迟迟没有出现。
　　收购量的大幅萎缩一方面缘于农民粮价上升、农民待价而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早稻播种面积的锐减。
　　浏阳市是全国商品粮生产重点县(市)之一，粮食面积和产量一直居湖南省前列。但据浏阳市农业局2006年对全市粮食生产状况的一次摸底调查显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143.9万亩下滑到了2006年的99.6万亩。粮食种植面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季节性抛荒，即农民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
　　浏阳市农业局副局长李应忠认为，“双改单”后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田地并没有抛荒，但实际上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滑，后果十分严重。据湖南省粮食局的初步统计，湖南省今年早稻播种面积约为2250万亩，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30多万亩。“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农民大量双改单的话，有可能导致湖南粮食产量出现大幅下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成本上升效益下滑“隐性抛荒”是农民无奈选择

　　据记者调查了解，湖南农民“双改单”其实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浏阳市为例，2004年稻田季节性抛荒面积为17.8万亩，但2006年扩大至20.4万亩。进入2007年后，“双改单”趋势更加突出。李应忠告诉记者，2007年浏阳市上报的早稻面积为23万亩，但实际早稻播种面积远远小于这一数字。根据农业部门的抽样统计数字，2007年浏阳市早稻播种面积只有15万亩左右。
　　在国家对种粮农民不断出台“利好”政策的前提下，湖南农村为何大量“双改单”？桃江县种粮大户王德辉告诉记者，随着种粮物化成本上升和农村工价上涨，农民选择“双改单”实际上很无奈。
　　王德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水稻主产区每亩双季物化成本(包括农药、化肥、种子等)为240元，工价在470元至480元之间，租金70元，运输费30元，总成本共计820元。双季稻实际产量为1300斤左右，按照目前稻谷收购均价计算，每亩只有200元的毛利，减去管理费用与工资每亩40多元，每亩实际效益只有100多元。而如果种植单季，每亩物化成本为120元，工价230元，租金70元，运输费15元，工资20元；产量最低800斤，按单季稻均价85元计算，每亩平均可赚280元。
　　“双改单”大量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和农村工价的迅猛上涨。据记者在湖南长沙周边地区调查，目前在农村请一个短工，每天的工价已在60元以上，雇主还要管两顿饭，请一包烟；而且这些临时性的短工是越到农忙季节越难请到。
　　桃江县农业局副局长刘灿勋认为，与种粮比较效益日益下滑相比，由于工价上升，外出务工对于农民来说效益与在家种粮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即使在城里当保姆、捡垃圾也比在家种田要好得多。”刘灿勋认为，目前之所以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家种植一季粮食，并非因为种粮有利可图，而是由于年龄大了无法外出务工，更多的是出于多年来种粮习惯以及“保口粮”的想法，并非出于成本收效考虑。

种粮补贴变成“普惠制”农民积极性难调动

　　针对湖南农村大量出现的“隐性抛荒”现象，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从免征农业税和到对种粮农民实施补贴，这些惠农政策在出台之初确实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随着近几年农资价格和农村工价上涨，种粮效益下降，政策激励作用不断消减。
　　导致政策激励效应减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变成了“普惠制”。李应忠说，现在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加在一起，每亩达到了60多元，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在具体操作中，补贴实际上是给了土地承包者而非种粮者，不管你耕种还是抛荒，补贴人人有份。农民虽然得了实惠，但对于提高种粮积极性的帮助不大。不久前浏阳市农业局对全市4000户农户进行的抽样调查中，竟然有60%的农户对中央要不要发放种粮补贴的回答是“无所谓”。此外，按照目前的粮食补贴政策，种植双季稻所得的补贴仅比种单季稻多两元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是农民不愿种植双季稻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种粮效益下滑的大背景下，农民的种粮心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记者在桃江县、衡阳县等粮食生产重点县调查时了解到，目前有大批农户纷纷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而且田间管理也不像以前那么精心，“种懒汉田”、“广种薄收”在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
　　刘灿勋反映，在桃江县桃花江、花果山、灰山港等乡镇，乡镇政府花钱育好了秧苗只要农民拿去插农民也不干。还有一些农民甚至骂送秧苗上门的干部，说“你们送苗上门，这不是害我吗？”
　　衡阳县西渡镇党委书记肖正才认为，造成农民种粮心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种粮效益太低。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已取代务农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家种粮由传统的农家“主业”变成了“副业”。那种靠售粮换取家庭生活费和子女学费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农民种粮主要是考虑自家的口粮问题。
　　“现在在农村种田的绝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务工，在家务农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益阳市种粮大户协会理事长王德辉直言不讳地说，种粮农民在不久的将来即可能出现“断层”，如果对此不给予足够重视，当前猪、油价格飙升很有可能成为粮价猛涨的前奏，对于国家长远的粮食安全而言，这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