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领袖的社会责任”一向是全球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看来，它并非仅仅是一种商业姿态，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内在的需求和自觉行动。
    《商业周刊》报道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社会责任的大潮正在渐渐地改变着企业的商业行为。

将社会责任注入生产之中

“商业领袖的社会责任”并非仅仅是一种商业姿态，而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内在的需求和自觉行动。

    这些全球知名企业的领导人在关于企业价值和文化的表述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用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社会责任。”——杜邦公司董事长兼CEO贺利得说。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总裁包逸秋说。
    “做优秀公民不应只是商业姿态。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成为我们所有运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爱立信总裁兼CEO思文凯说。
    “责任和利润不是博弈关系。人们对百年老店做过调查，他们都倡导社会责任第一，利益、利润第二。”——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
    这些全球知名企业的领导人在关于企业价值和文化的表述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百事公司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之一。他们在生产薯片时，把原料的生产与改善当地环境结合起来，利用专业技术的优势，把原来的沙丘变成高产高效的土豆良田，这样使原料生产和环境保护一箭双雕。百事公司以订单形式收购农民的土豆，既保证了原料的供应，还扶持了当地农民，可谓是两全其美。同时，他们还把对于环境的保护贯穿于薯片的整个生产过程之中。百事生产饮料，就在水资源方面尽着自己的责任，他们联合中国妇联在边远缺水的地区为农民修建水窖，并不断地将其专业的技术和理念融入到项目的实施中，改善水质，保证农民能够使用安全的水。
    联合利华的一些举措也值得称道。联合利华在孟加拉国投资建立了一个流动医院，向那里的人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在中国，联合利华在为缺水地区提供可饮用水的同时，向棕榈油的制造者们传授着对植物废弃物进行再利用的方法；在印度，联合利华的员工帮助成千上万的偏远村庄地区妇女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将有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健康的威胁将变得越来越尖锐。飞利浦公司的许多有关医药项目的研究因此都直达偏远的村庄，这使城里的医生可以来诊治病人。飞利浦公司同时还研发了低成本的水净化技术及无烟的燃烧炉，这将为全球每年减少160万由于吸入有害烟尘过多而引发肺病死亡人数。“对于我们来说，商业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性”，飞利浦的首席采购官古思娜女士如是说，她在一个由诸多商业团体的经理们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中担任要职。
    道氏化学则看到了低成本住房市场的巨大需求并且正在进行用于房屋墙壁的环保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研发。他们正在加大科研开发在诸如屋顶瓷砖产品中的分量，这可以为建筑物输送更多的太阳能；其CEO利伟诚更是把全球水资源枯竭视为一个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加大对水处理技术的支持以方便缺少可用水的地区生产生活。“我们的商业其实和社会及环境方面是100%的利益一致的。”利伟诚说，“我们可以把地球资源问题和市场机会结合到一起。”

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

    大量实践也证明，如果企业对社会贡献大，企业也能从中获得市场规模的扩张，获得社会认可的品牌效应，从而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为企业资本进一步增值提供条件。
    商业领袖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承担对社会的责任，突出强调对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劳动者和环境的保护。这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内在的需求和自觉行动。帮助一些民族、国家摆脱贫困、水资源缺乏，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保持公司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宝洁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认为在社会责任方面，最有可能施加积极影响的领域是水、健康和卫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03年宝洁推出了一种新的低成本水净化产品，以期减少发展中国家饮用水传染疾病。
    GE则更为典型。在杰克·韦尔奇任期内，GE拒绝清除此前它在哈德逊河倾倒的有害化学物质，使GE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抨击的对象。但此后的伊梅尔特明智地改变了这种做法。他们已开始采取措施清除这些污染物。GE已表示，到2012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比2004年减少1%。这样一个目标看似不高，但如果GE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要比2004年增加40%。GE也保证到2008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即单位经济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30%，这高于联合国《京都议定书》制订的目标和美国政府的目标。此外，伊梅尔特还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积极游说美国政府。然而对于GE来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只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或只是为了改善公司形象。伊梅尔特断定，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他认为，燃料价格的上涨、各种环境规章制度的加强以及消费者预期的上升，将会转化为对清洁技术尤其是清洁能源的需求，GE的未来就在于此。正是基于上述判断，GE制订了一项被称为“生态想像”(Ecomagination)的新战略。伊梅尔特甚至很直白地说：“绿色就是美元。”
    像GE一样，英国石油公司也在防治气候变暖这一本来对它极为不利的浪潮中发现了潜在机会。该公司新设立了一家低碳能源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大约80亿美元，并预期到2015年低碳能源公司每年的利润将达到60亿美元。
    与此类似的是，丰田、通用、福特、宝马等汽车公司也在努力顺应控制气候变暖这一潮流，并通过积极发展混合动力汽车试图分享随之而来的潜在商业利益。
    有人认为，环境和社会活动常常不得不屈从于企业的整体发展策略。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资本的自利性进行了描述，但仅仅认识到自利性，还只是认识了资本本性的一半。事实上，资本也具有利他性的一面。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客观上增进了社会利益发展的论述，其实已经指出了这种两重性。大量实践也证明，如果企业对社会贡献大，企业也能从中获得市场规模的扩张，获得社会认可的品牌效应，从而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为企业资本进一步增值提供条件。凡持久性成长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无不是在企业自觉的自利与利他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资本的本质是自利和利他的统一，在自利和利他的互动中增殖应成为资本增殖的规律。在现代社会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企业资本特性、发展空间、发展动力所具有的双重性特质决定的。

企业不是公共服务代理人

    商业领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主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实现其与社会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应该只是商业姿态。
    目前世界掀起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企业管理从单重管理向双重管理的升华，从非自觉责任到自觉责任的升华。但那些关注可持续发展程度最高的公司在执行时并不总是最棒的。
    福特汽车公司是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它的CEO威廉·小福特多年以来都致力于绿色事件并功勋卓著。他曾斥巨资去翻修整治被非法占用的河流；还捐资2500万美元给守恒国际作为一个环境保护中心。
    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却有许多的先天不足。例如，它的SUV系列车型就非常耗油，“拥有一家绿色工厂并非福特的核心事物，节约燃料才是。”耶鲁大学公司环境策略计划主任，《从绿色到黄金》一书的作者之一安德鲁·温斯顿这样评价说。
    因此，指望商业领袖和企业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体是不现实的。就连在社会责任方面姿态积极的BP公司主席约翰布朗也表示：“企业就是做生意，它不是政府或公共服务的代理人。”
    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商业领袖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应该借助社会监督力和企业群体之间的相互约束力来推动。1996年6月由欧美的商业组织及相关组织制订的SA8000(社会责任标准8000)，是全球首个对企业进行道德规范的国际标准。尽管国内对这个标准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通过规范的制度化的约束机制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汇丰银行也已经决定，在考虑是否向水坝和林业项目贷款方面，将采用世界银行的赤道原则。赤道原则是根据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与纲领所草拟，银行内部必须落实与赤道原则一致的政策与作业，仅提供贷款给可以证明符合社会责任及环保的项目。瑞士再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那些没有对气候变化给其业务带来的影响进行充分管理的公司将不再受欢迎。类似的，花旗集团和荷兰银行也正在将社会和环境标准纳入其风险评估程序中。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劳工和环境等非技术标准的重视，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一些人认为SA8000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新构筑的壁垒，但不容忽视的是，这背后的确存在社会责任的因素。
    总之，商业领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主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实现其与社会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应该只是商业姿态。必须把对社会和环境的高度关注融入到企业的日常运营中，使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所有运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