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井庄农民签字入股成立“社区发展合作社”。图片来源：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2005年，一项关于农民合作金融的实验在安徽肥西县小井庄村的小井庄村民组进行。村民组的村民通过入股的形式成立小井庄社区发展合作社，每股基本股为3000元，由此筹集到的资金只向合作社社员发放贷款，不向外发放，不作其他用途。“小井庄实验”的核心是培育一个农民自主管理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探索农村金融内生机制成长的可能与途径。“小井庄实验”不仅受到农民欢迎，而且立即引起专家和领导的关注。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张德元教授，是“小井庄实验”的首倡者，一直亲历指导“实验”全过程。他告诉记者，“小井庄实验”一年多，部分地解决了小井庄社区内农民的融资需求，增强了农民的组织化、民主化意识，锻炼了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但下面的事实却难以掩盖“小井庄实验”面临的尴尬：几乎在与“实验”开展的同时，小井庄的几个农民“精英”合伙兴办了一个食用油加工厂，设备投资150万元，设备早已安装调试完毕，但因缺少流动资金，四处告贷无门，社区的资金互助组织既无法满足、也不允许满足这种资金需求，结果这个加工厂至今也没有投产。
    看着这几个即将破产、思想消沉的“精英”，张德元教授不禁发问：我们致力于解决农民的金融需求问题，而难题就这么尴尬地出现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尴尬之一：当多样性需求遭遇“一刀切”

    小井庄遭遇的尴尬发人深思。张德元说，农民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样性的。小井庄的社区资金互助组织章程规定，一次贷款的最长期限为6个月，最高限额是2万元。很明显，这种组织只能满足农民短期的、小额的融资需求，满足不了食用油加工厂数十万元流动资金的需求。
    目前，安徽省的农村社区资金互助试点已经推广到30个县。可以预期，这将给许多农民带来实惠和方便。但小井庄的尴尬告诉人们，相对于农民的现实需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启发，一方面，它再次提醒人们，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过去我们常用的“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是不可取的，必须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目标，多处下手，同时并举；另一方面，它也告诉人们，政策“一刀切”是改革的大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农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要给地方政府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

尴尬之二：当农村金融机构遭遇“高门槛”

    张德元教授指出，农村改革作为一种制度供给，务必坚持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政府需要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
    遗憾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制度供给与农民的制度需求相脱节。前不久，银监会出台了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条件的文件，并且接连颁布了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的三个暂行规定；能改革当然是好事情，是进步；但这种制度供给具有极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充分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特征，虽名为“放宽”，但放宽后的门槛对农民来说依然很高。比如，关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规定要求“在行政村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理事、经理和具备从业条件的工作人员”，仅此两条，就将中西部贫困地区现存的成千上万农民社区资金互助组织置于“非法生存”境地：能有几个农民具备金融业从业资格？
    据了解，小井庄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是安徽省内规模最大的，运作资本也不过30余万元，安徽先行推广的霍山、金寨、太湖三县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作资本都在2万元到5万元之间。按照这个规定，安徽省现有的这些农民资金互助组织都将“非法”，并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难以达到“合法”的门槛。

尴尬之三：当新农村建设遭遇“软件软”

    小井庄办加工厂的农民曾经不断地问张德元教授，我们办农产品加工厂是中央政策所支持的，为什么我们还是贷不到款呢？为什么中央的支农资金年年增加，而我们就是看不到呢？为什么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而地方政府就是不来帮助我们呢？张教授无言以对。
    小井庄农民的尴尬是否只是一个点上的问题呢？小井庄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发源地，是安徽省农村改革的两面红旗之一(另一个是凤阳县的小岗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地”。小井庄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那些非典型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张德元教授告诉记者，这几年，政府确实为缓解三农矛盾付出了很多努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已经实施一年了。但是，冷静观察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或部门的惠农政策具有明显的“重物质投入、轻制度建设”的倾向，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确实一年比一年多，但妨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并没有完全扫除。所以，中央农村政策的总导向“多予、少取、放活，并在多予上下功夫”，不仅要在“多予”上下功夫，更要在“放活”上下功夫；因为所谓“放活”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改革。如果改革跟不上，中央“多予”的越多，则“跑冒滴漏”的也会越多，农民还是“看不见”。
    小井庄农民的质疑再次提醒人们，从长远看，新农村建设的软件建设重于硬件建设，制度建设重于物质投入，体制突破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再也等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