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瑞典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城市里既找不到破烂不堪的贫民窟，也见不到豪华的住宅；全国各地既看不到食不果腹的穷人，也难得一见一掷千金的富豪，财富得到了较为平均的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起世界大多数国家要小得多(基尼系数不到0.3)，社会结构已由传统的金字塔型演变为橄榄型，即中产阶层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50年由最穷国跃升为最富有之国

　　然而，100多年前，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的50年里，全国1/4的人口，即100多万人为贫穷所迫，背井离乡，迁移到美洲大陆定居。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北欧国家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人均占有的财富，还是工业化的程度；无论是人均小汽车的拥有量和住房面积，还是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无疑都名列世界前茅。近30年来，瑞典人均财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20个国家行列。　
　　瑞典之所以能在短短50年时间里取得较大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培养了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大推动作用的中产阶层。
　　瑞典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把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归入中产阶层，而这部分家庭所占比例高达70%。除了律师、主治医生、教授、企事业单位的中层负责人外，瑞典中产阶层还包括教师、护士、警察和一部分受过职业教育的蓝领工人。国际上的一些社会学家把瑞典形容为一个完全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大家几乎都有不错的固定收入、轿车、洋房甚至别墅，都不用为生老病死和天灾人祸而操心，人人安居乐业。　

　　以社会福利制度壮大中产阶层

　　瑞典中产阶层的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靠政府出台专门的政策刻意培育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而逐步完成的。从瑞典的近代发展史来看，中产阶层主要是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进程中壮大起来的。　
　　20世纪初，随着向工业化国家迅速迈进的步伐，瑞典开始变得富裕起来。然而，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安定，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特别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日益尖锐。1931年，社会矛盾达到顶峰，政府竟然派兵镇压北部奥达伦地区的罢工工人，打死5人，酿成瑞典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
　　造成这一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当然，由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贫富悬殊现象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在其第二代领导人佩尔·阿尔宾·汉松率领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走上一条通过逐渐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是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来改良瑞典社会的道路。即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以此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到消除社会矛盾的目的。
　　汉松在1928年提出了著名的建立“人民之家”的理论。他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像一个好的家庭一样，没有剥削和特权，只有平等、互助和合作；不分性别、阶级和社会出身，人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责任，获得必需的各种生活保障。

　　人们无需再为生老病死担忧

　　瑞典历史学家把1945年至1951年和上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形容为瑞典社会福利的两个“丰收季节”。许多建立福利国家的重大改革方案，都是在这两个时期里出台并得到实施的。如失业保险、全民养老金、全民疾病保险、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劳动保护、九年义务教育等。上世纪60年代又出台了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这两个时期也是瑞典经济发展得最快的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4.8%和5.3%。
　　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人们无需再为生老病死担忧，无需再为上学、看病、养老攒钱，即使是收入一般的家庭，也都能置办得起轿车和房产，也能经常到国外旅游度假，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