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这个冬天对于北半球而言特别寒冷且漫长，中高纬度的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罕见的寒潮和降雪袭击。这种现象似乎和一直以来人们习惯认定的地球升温、全球变暖的趋势正好相反。
　　中国能源网的信息总监韩晓平质问IPCC的科学家们，既然能够知道未来的气候大趋势，为什么不能对今年的冰雪低温给予及时预报，这种气候波动是否也在证明地球可能具有某种自愈功能。
　　韩晓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太阳对于地球的影响非常巨大，太阳到地球最远距离1.521亿公里，最近距离1.471亿公里。太阳距离地球若再近一点，地球上的水就可能都成了蒸汽；若再远一点，地球上的水就可能变为冰。太阳一个黑子的面积就可能超过地球直径的多少倍，黑子活动也会引起地球气候变化。
　　韩晓平认为，IPCC的四次评估报告都过分强调了人的因素，而忽略了包括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变化等诸多自然因素对气候的巨大影响。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世纪之交是个暖平台，过了这个暖平台就开始下降，所以这种强冷天气都是下降的信号。他选取了1998年以来10年间的全球平均气温进行统计，预测到2030年之前全球气温整体的趋势是在下降。此外，他还通过二氧化碳浓度和近四百年气温的比较，发现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比气温上升晚了100年。“有了这100年的差距，二氧化碳排放和气温增暖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有待研究。”钱维宏表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科技顾问参加了哥本哈根会议，他非常质疑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相对于1750年工业化之前，全球平均气温只能升高两摄氏度的安全值范围，“许多人把它理解为一个科学的结论，但这个两度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它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非科学判断。”丁仲礼言辞比较激烈。
　　丁仲礼同时认为在IPCC报告原文中，并没有100%地确认气候变暖就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变暖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未来排放空间的计算却要建立在二氧化碳升温效应的基础上。根据两度阈值的共识，到205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最高峰值只能控制在450PPM以内，也就是说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空间是大约8000亿吨。”丁仲礼认为这种算法有失科学依据。
　　丁仲礼认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度”这一观点不确定，依据在于：1、数值模式的可靠性低；2、气候记录短；3、气候系统并没有系统观察资料；4、许多自然过程的不确定性。
　　此外，丁仲礼还向媒体表示，IPCC已经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成章一直对近年来气候变暖持保留意见，“地球经历过多次冰河期，那时候人类没有怎么用化石能源。人类用化石能源也就两三百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气温升高？我觉得不尽然。”4月24日，朱成章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更多的学者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表现出持重的态度，因为无论是“变暖说”还是“变冷说”，背后的巨大利益都让人们无法再像看待一个单纯的科学家那样来看待其言论。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蒋大和教授认为，不应该简单否认IPCC等科学家的科研努力，但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以几十年的温室变化来预测今后的气候变化，在数据上是否坐实是存疑的。”
　　“‘气候变暖论’背后有发达国家想拉大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目的，现在日益抬头的‘变冷说’难道没有利益体在代言么？俄罗斯等能源大国要兜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韩晓平虽然对气候变暖提出质疑，但仍没有完全否认IPCC的观点。
　　“只能说现在我们必须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以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似乎无法确认气候变化理论的真实性。因为利益，有些观点已经失去了科学的立场。”韩晓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