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发表爱德华·哈达斯的一篇文章认为，金融危机最糟的时候可能已结束，但世界经济面临许多挑战，留下许多让人担忧的问题。
　　文章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的GDP都在增长，而失业率几乎都没有上升。企业和消费者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国际贸易在下降20%之后，又收复了一半的失地。或许最好的消息是未出现的情况。没有国家拖欠债务或陷入政治动荡；没有出现大国之间的激烈分歧；除了一些极小的例外之外，消费也没有大规模减少。全球政治—经济—金融体制仍在运行。
　　不过，人们基本没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令世界陷入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何到目前为止复苏慢得令人沮丧。假如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它们看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棘手。与此同时，失业率这个老问题正在抬头。
　　文章分析，第一个问题是金融机能失调。在微观层面上有了一些进展。管理机构变得更为积极，银行在增加作为缓冲的准备金。人们在重新考虑风险模型。但从全球来看，失调仅仅是改变了外观，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具威胁性。私营部门没有把它过度的负债全部清除，而政府却放弃了金融自律的一切假象。美国(其货币是全球的储备货币)激增的债务尤其令人担忧。与此同时，政策利率太低，无法帮助人们节制资本的使用，跨国持有国债的现象也继续增多。
　　第二，全球监管仍然极其薄弱。是的，贸易战得到了避免，七国集团很有风度地让位给二十国集团，使后者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领导人议事的论坛。但是，过去50年来帮助维持相当友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那些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起不到多大作用。临时性的安排好过没有安排，但我们缺少能干而且受到尊重的全球机构。
　　从中国在危机后的表现来看，此类机构的供应不太可能很快增加。北京不理睬国际社会让它调整人民币币值、走向平衡贸易的合乎情理的呼吁，认为这会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或许，作为一个仍然贫困的国家、全球权力圈中的新成员，中国的世界观跟传统的全球权力经纪人不同。
　　第三，全球经济影响力从美国转移的过程似乎比金融危机前来得更杂乱无序。这种转移应该是件好事。不可能指望一个人口占全球5%的国家永远主宰全球贸易。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领导人基本不关注如何让这个过渡过程变得容易些。
　　文章认为，在繁荣年代，美国人消费太多，借债太多，而政府和央行都不担心美元的国际地位。在衰退时期，政府恣意借款，看到全球大部分货币储备贬值时简直是欢呼雀跃。假使我们的目标是在几年之后制造一场美元危机，那么当前的政策组合几乎恰好是经济学家会推荐的。
　　文章说，衰退也让一个非常古老的经济问题重新焕发生机。将近两个世纪以来，失业被认为是对工业繁荣的威胁，但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强劲的增长和正确的劳工法看似能够为所有人创造就业。
　　这样的乐观现在看来是过头了。的确，许多国家政府的迅速行动避免了失业率飙升。但是现在，太多工人的工作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而这些政府并非真能承担起所有种种补贴。在实际失业率很高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班牙)，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减少失业补助、降低工资水平，而这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
　　文章最后说，金融功能失调、全球治理、划时代的影响力转移以及现在再度出现的失业威胁——这个单子相当长。这些话题可能不会成为2010年的头条新闻，但它们不会永远不成为头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