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阴霾不散，但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政策制定者可以从历史上的众多次银行业危机中吸取教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自1970年以来，全球发生了124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济下滑。
　　所有这些危机都伴随着经济的衰退，都需要政府的大量介入来清理破产银行，同时还导致国债的发行量大增。但经济恢复的速度却极其不同：日本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而韩国则在两年内便从1997年的危机中恢复了增长。
　　这些经验表明，政策选择决定了经济复苏的速度。日本经济停滞了10年则是因为政府用了多年时间才意识到危机的规模之广。2月9日，奥巴马在其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将日本作为美国的反面教材。他说，日本“失落的10年”是“没有足够大胆快速地采取行动”的结果。
　　这种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银行业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日本经济的下滑并不仅仅是政策失误的后果，与那些快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不同，日本的问题更根深蒂固。如今美国面临的混乱局面与当时的日本一样严重，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复杂也更难解决。从全国来看，如今美国房价上涨的幅度要比日本当年大得多。美国的呆账问题可能也更严重。高盛近期的一项预测表明，美国的银行存在价值约5.7万亿美元的“问题”贷款，这几乎相当于美国GDP的40%。
　　美国的银行体系也更分散，即便经过一波政府撮合的银行合并之后，美国仍然至少还有十几家对整个银行体系举足轻重的商业银行。更糟糕的是，此次危机还不仅限于银行业。美国面临的是一对孪生“难兄难弟”：一个是受到监管的银行部门，另外一个同时崩溃的是“影子银行体系”，后者是对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总称。
　　当前危机同以往众多次银行业危机的根本区别在于家庭负债的重要性。历史上，严重的银行业危机主要伴随着企业的过度举债。而如今，家庭的恣意挥霍成为问题。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企业的借款减少。自2000年以来，几乎所有非金融领域的债务增长都来自于家庭。
　　家庭资产负债表比企业资产负债表更难调整，因为后者牵扯的人比前者要少。一方面，前者在政治上容易引发公平问题。比如，纳税人应该资助那些举债数额超过偿还能力的鲁莽家庭到什么程度？而另一方面，解决家庭过度举债问题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不会像重组一大堆公司那么严重。对家庭债务进行调整可能会是一个政治炸弹，但它不需要对美国公司进行大规模的重整。
　　日本在上世纪末的危机后取得的成果是：10年内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1%，政府债务总和增至GDP的80%，这也许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考虑到当下的危机规模，这个结果也许没那么差劲。

(王云编译自2月20日英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