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今年2岁，9月份才上托儿所。然而，一直很疼爱孙女的爷爷奶奶，最近为了妞妞，在百家湖买下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价值近400万元，并准备在房产证上加上妞妞的名字，作为妞妞将来的嫁妆。只有2岁就有幢400万元别墅的小女孩，也是南京媒体爆出的“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8月29日《南京日报》)。

　　2岁幼女坐拥价值400万的别墅，被媒体称为“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虽然逻辑和修辞上没有多少问题，但一旦成为公共舆论，就有些“标题党”的意味。地球人都知道，此事成为公共话题，有着深邃的言外之意。
　　如果此女童生于大富之家，资产亿万，在独生之女时代，家财都是她的，别说400万的别墅，纵是更贵豪宅，媒体恐怕也提不起兴致来去报道，庸碌大众，也不会关心此类话题。但是，这个妞妞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自垄断行业，家里已经有4套房2辆车，现在再加上这栋别墅，就不免引发舆论关注和民众论议了。
　　原因很简单，一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的收入向来为公众所诟病，据统计，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往往是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两三倍，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5-10倍。这个女童上两代都在垄断行业从业，别墅就成为垄断行业高工资的标本，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象征。两代垄断行业惠及第三代，给人以“特权世袭”的感觉。因此，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分配还是从微观的权利方面，都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如此看来，两岁女童拥有别墅不是新闻，别墅蕴含的不公才是人们关注的目标。由于这种不公具有普遍性，舆论不能噤声，公众必须呐喊。
　　女童别墅背后还隐喻着另一层的民意关注，即被人谈滥了的高房价。中国房价之高，已是全球共识，从部级高官到普通百姓，对于房价，几乎都是愁绪笼罩蹙眉无奈。曾有人言，中国人22年不吃不喝也难以实现安居。寻常百姓，或成一辈子背负债务的房奴，或在“蜗居”中郁闷地生活。但中国房市的另一景象却是高楼大厦处处平地而起，炒房团已经移师海外，在港澳、欧美、韩国(济州岛)乃至迪拜炒房。房市暴露的中国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权利差异、民意指向更为明显。从这位女童家里有四套房、两部车、一栋别墅的情况看，女童家属于中国房市中获益的利益阶层。这也意味着，垄断行业不仅在初次分配中获益良多；也通过初次分配的特权，赢得“驴打滚式”的法定特殊利益。这就使得分配不公，从现实向未来燃烧蔓延，加大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割裂，使得社会不公的调节难度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两岁女童提前20年拥有别墅的情况固然让人大吃一惊，但是中国社会并不乏坐享其成的“房二代”。除了投资二套乃至多套房的富裕者阶层，父母甘为“房奴”而让子女成为“房二代”而安居的现象也很普遍。据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日本、德国首次购房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在美国30岁以上者才有经济能力购房。这一数据充分表明，北京年轻人过早且过于依赖父母的力量购房。房市中的“啃老”现象，不仅出现在北京，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中国房市的这种超代际消费，不仅膨化了房市泡沫，抬升了房价，酝酿了中国房市的潜在危机，也使中国“房二代”们有可能成为缺乏奋斗精神的寄生者。
　　可见，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个普通的人、一件平凡的事，只要牵涉到收入和住房这两件典型的社会热点，就会演化为公共事件。核心所在，是人们对社会公平和平权待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