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向,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事关民族的未来。因此,当下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应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离不开产业的升级和转移。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沿海、沿江地区凭借接近海港的区位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今天这一区位优势已经让位于内地的综合成本优势。仅就直接成本而言,接近劳动力输出地可以节约大量人员运输成本,便宜的物价和居住成本也可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成本,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同时,“就近就业”将减轻劳动者的孤独感和思乡之苦,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
　　涨工资的一个结果就是逼出了这种产业区域转移的第一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输出地的迁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政府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加快这种转移的步伐,让普通劳动者得到真正的实惠,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类似“腾笼换鸟”的转移早在酝酿,但移出地往往会遇到产业升级的困境,只有对新技术的追求才能帮助这些地区摆脱困境。在旧引擎熄火的时候,启动新的引擎才能继续前进。收入增长的源动力就在于这个引擎的设计之中。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才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那么今天的中国就需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步。
　　目前,中国的适龄劳动者虽然在总数量上仍在增加,但是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的渐趋枯竭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表面上的矛盾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视野、经验和教育上都要强于他们的前辈。这既是压力,更是机遇。社会需要更高技术层次的产业来吸纳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高技术层次的产业也需要更高素质劳动者的支撑。今天的科学技术领域依然处在一个应用技术可以大幅突破的时代,如果政府把单纯对GDP的追求变成对高技术和就业的追求,那么这种产业的升级不是没有可能。全球GDP第一,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科技领域一骑绝尘的结果。历史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交椅,纳粹德国、前苏联和日本都坐过,但是无人能更进一步。如果中国在这一领域不能迎头赶上,那么中美将依然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产业层次。在全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空间也将遭遇无形的天花板。
　　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我国的优势和劣势都在于战略纵深的宽广。这种纵深的宽广一方面无法让全民齐头并进地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不同层次的产业模式提供充足的空间。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对东部地区可能意味着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于中西部可能意味着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最终形成科技引领东部,东部引领西部的阶梯型发展层次。
　　收入的提高终归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更高的劳动者工资必然意味着企业更高的利润;反之,只有企业更高的利润才能支撑起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靠低成本打天下的企业不可能扛起增加国民收入的重任。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上涨归根到底还要依靠话语权的增加,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有利于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政府在引导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避免公权力过分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将权利的空间让渡给劳动者,让劳动者可以在公众的监督中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