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临近预示着工资收入增长的转折，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加薪潮很可能成为中国低劳动回报时代行将结束的转折点。在笔者看来，加薪可以视作对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剪刀差”的正常回补。工资增长与劳动效率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隐性诱因。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2.7%下降到39.74%，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提高到2006年的30.6%。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大致在65%～80%，我国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过去十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相当于其1/24；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0；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6，但工资水平为1/19。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率相当于韩国的1/4，而工资水平为其1/9。较之于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工资水平是其2倍多一些。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等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必须从劳动力要素市场入手来解决。不过，要对劳动报酬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确实还有很大难度。
　　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根据日本的经验，“刘易斯拐点”与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顺利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形成新的促动力，使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共享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