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警告全世界,“要做好迎接十亿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准备”。而今天,当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优质劳动力”时,世界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至少有三个事实是各国必须面对的:一是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二是全球“廉价消费”的“梦幻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三是全球经济将逐步进入一个“平衡发展”和“多级博弈”的崭新时代。

　　短期:催化全球经济复苏

　　从短期效应来看,劳动力价格上涨将使国民分配格局较之前更加倾向于劳动,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促进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激增,并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平稳复苏的“催化剂”。“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公敌”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随着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很有可能还要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众望所归成为了全球消费市场的“有效增量”。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而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提高1％,将带动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将近0.73个百分点。可见,在我国,“涨薪”对于居民消费的拉动力是十分显著的,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的趋势将极大刺激国内的居民消费。由此,我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释放国内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并在短期内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期:推高全球通胀

　　从中期效应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可能使我国经济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并通过对外出口商品的“路径”推高全球通胀水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价格扭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但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工资上涨,反而造成了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这种现象违背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即国际贸易会提高该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事实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滚滚涌入全球市场,有效的拉低了全球的通胀水平,并帮助美国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持久低通货膨胀”的理想组合。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发作,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很快,并带动了贸易部门工资上涨。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左右,所以相对于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而言,我国“向外传导”通胀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国构成中期通胀压力,并将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使内部压力“外部化”,从而推高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长期: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从长期来看,提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将有助于改善全球的资源分配与贸易关系,化解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的正常轨道之上。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和东亚国家经常账户的持续盈余,而中美的贸易失衡被看作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推手。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表现可以总结为两个“双高”,美国的“高消费率”和“高逆差”,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逆差”。从理论上来说,对于我国而言,这种模式要求中国增加资本收益,压制劳动报酬,以此压抑“现实消费”。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我国的现实消费将会快速增加,这有助于调整中美经济之间的失衡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即中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廉价的消费品出口美国,并通过挤压劳动报酬保持“高投资”,维持长期“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而美国具有“金融比较优势”,生产高端的“金融产品”,并以此对外大量“借款”,维持其国内的“高消费”经济模式。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上调整两国的比较优势,降低我国对美的加工贸易出口,提高我国国内的“消费率”。这势必打破两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机制,有利于中美贸易趋于平衡,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助力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