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中国搞不了大规模的农场。从国际上看，巴西平均一个农场有4、5千公顷，相当于一个乡的规模，美国在粮食主产区，随便开一个农场也是1千多公顷。但是看一下东亚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地集中是无法形成的。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改革，都限制土地兼并，都限制资本下乡，防止土地重新集中形成大地主。
中国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只有0.6公顷，不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百分之一，跟巴西比更是差了几百倍。在今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不能够承受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兼并，小农的大量破产，会付出社会、政治方面的代价。至少在50年甚至100年时间里，中国小规模农地的家庭经营格局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说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业政策，最核心的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由15年到30年，再到长久不变。让这个权力永远是农民的，还可以继承。
当然，权力的内容是不是充分更重要。现在农民承包经营权还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讲要扩大农民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因为如果土地完全不可以融资的话，农民要得到贷款非常困难。但是不要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作为从根本上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的方法。应该说，中国还没有到允许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阶段，对土地的买卖、承包经营权的买卖有一些限制政策是必要的。俄罗斯1990年就实现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但是到2000年议会才通过法律允许农地可以买卖。
另外，农民行使土地权利的能力一定要有。家中有地，进退有路。金融危机的时候沿海地区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马上就回到农村去了。如果这2000万人回不到农村，就要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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