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将户口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我国一些东部地区的城乡间出现。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8月15日《新华网》）

　　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用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因此，社会人口离开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
　　以此审视一些东部地区出现的“农转非”趋势放缓的现象，我们似乎并不能将其称为“逆城市化”。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非但不是我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反倒应当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危险信号。
　　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所谓的“逆城市化”在当前社会并不具备现实土壤。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仅为45.6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诚然，无论是报道中所称的“年轻人不愿在城市落户”，还是前段时间舆论热议的“逃离北上广”，都具有“逆城市化”的某些表征，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在大城市落户？最核心的理由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过于高昂，生活压力过大。在正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我们国家的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户籍门槛的掣肘，将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唯有“逃离”才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无奈选择。
  　这种“逆城市化”的假象，掩盖的恰恰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予理会，无异于掩耳盗铃，也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的城市化成果。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另一个是城市市民分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地区。如果不能满足这两点要求，劳动者即便现在流向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也将很难享受城市化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言语间对中国城市化不乏赞誉之意。但我们的城市化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对形势保持清醒认识显得尤为关键。可以说，一些东部地区所谓的“逆城市化”和“逃离北上广”，都有可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征兆。要合理释放这种制度性压力，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无疑是最为紧要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