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进入这个话题前，我忍不住想赞扬一下中国政府。这两天，紧跟着IMF对中国第四条款磋商公开信息（PIN）的发布，工作人员报告（Staff Paper）也很快出现在IMF网站上。不消说，这缘于中国政府的首肯。虽然期望披露的态度明确，但说实话，对这份报告的最终公开，我没敢抱什么希望。一来，似乎遵循亚洲一贯低调的风格，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性的讨论（或曰争论，尤其是人民币这样的敏感话题）并无太大兴趣；二来，在此前IMF的信息中，暗示中国选择不会披露的倾向居多，因此，当公众得以一睹这份神秘报告时，中国政府选择透明的举措，无疑当获得掌声。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IMF对中国第四条款磋商相关信息和报告发布的前后，中国央行网站以副行长胡晓炼系列署名文章的形式，全局性地重申以及表达了中国对于汇率政策的立场和观点，与西方的几份报告（包括美国财政部的汇率评估报告）形成了呼应局面，在某些话题上，更是恰当地以学术口吻进行了鲜明的交锋。值得一提的是，IMF工作人员报告对于类似话题的“交锋”有详尽的表述。如此一来，正如我们所乐见的那样，关于中国汇率政策的讨论明显走向了深入。

　　顺差走向“悬疑”

　　先从顺差说起。2008年末，当席卷全球的危机袭来，中国贸易也遭重创，到2009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26%。此后出口逐渐回暖，及至2010年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不过贸易顺差/GDP在2007年见顶后一路下行，从2008年9.4%下降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4.5%。
　　此时，中国政府和西方观点的交锋开始出现。无论是美国财政部的汇率评估报告，还是IMF的工作人员报告，都认为中国贸易顺差走低缘于刺激政策所推动的进口飙升，财政部的报告还援引了中国央行关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 rate）的说法——在西方看来，随着欧美市场逐渐复苏，以及中国经济回归甚至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将走高，眼下5%以下的水平只是暂时现象。IMF还根据BVAR（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和GIMF（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分别测算，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到2012年，中国贸易顺差/GDP重返6%，到2014年，达到8%上下。
　　中国政府对此有不同看法。IMF工作人员报告透露，中国方面的预期是，随着结构改革、工资上涨、汇率的持续变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基本稳定在4%，不会继续走高。虽然IMF也承认，考虑到中国各项政策的效果，预期顺差规模会比其前述模型结论为低，但显然高于中国政府4%的判断。

　　顺差的汇率含义

　　为什么顺差走向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奥妙还是在汇率水平里面。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经常项目平衡是分析均衡汇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在IMF的三种评估方法中，宏观经济均衡法（Macroeconomic Balance, MB）测度的基础就是经常项目顺差。根据IMF公开的CGER模型（2006），其主要方法论是：运用全球面板数据来测算经常项目顺差和一组经济基本面（包括经济增长率、财政收支、人口结构、国外净资产、石油顺差等）的均衡关系；根据获得的这组“均衡系数”，以及一国中期内经济基本面的预测指标，来求得一个贸易顺差均衡值（Current Account Norm）。如果这个国家中期内经常项目顺差超过均衡值，其汇率就存在低估，反之则为高估。
　　按照IMF的表述，其工作人员认为相对于中期基本面数据，人民币被相当(Substantially)低估。根据路透社援引康奈尔大学教授Prasad的说法，IMF根据不同方法测算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在5%-27%之间。不难想见，IMF的方法就是将中国贸易顺差/GDP的预期值（假设是6%）和算出来的贸易顺差均衡值进行对比，如果均衡值在4.5%水平（IMF2006年CGER论文中测算的亚洲均衡值为4%），那么人民币被低估约25%。按照这些数据推算，如果如中国政府所预期的那样，贸易顺差/GDP保持在4%，那么意味着，目前人民币币值正好在均衡汇率附近，不存在低估，如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为何坚持这个4%的预测水平。
　　再看看真实有效汇率。IMF表示，目前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水平和1998-2002年人民币的水平相仿，但其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贸易伙伴有大幅提升。但中国政府认为仅仅和1998~2002年的水平比较过于武断，事实上，目前的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比1994年汇率并轨时高50%，比2005年的低点高20%，在中国政府看来，目前的人民币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均衡值。
　　无疑，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双方都有相对充分的学术证据。然而，若说到主权政府的选择，任何组织和国家都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会选择不再锐意改革。除了双向波动、真正参考一篮子货币等因素外，胡晓炼的系列署名文章中还特别提及，“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又说，“汇率调整会给企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压力，但若贸易顺差仍较大甚至快速增长，就表明企业总体上是适应的，调整是可以承受的”。无疑，汇率调整对行业和企业将构成一定压力，但如果压力催生的是千呼万唤的结构转型，那么这恰恰是各方所乐于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