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指出，涨薪潮引发企业震动，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先生认为，中国可能早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依据也是一些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涨。
其实，“刘易斯拐点”很快到来的说法，近两年一直不绝于耳。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转移过去大量劳动力。所谓拐点，就是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的那个点；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便转变为一元结构。
但实际上，刘易斯模型的局限性很早就被多位经济学家所发现、补充和修正。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在刘易斯模型问世后的几十年中，失业状况一直存在，且在六七十年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愈演愈烈，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现代化，并非指日可待的事情。一方面，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然很高。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城市的数量规模、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进程，仍不可能完全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况且二、三产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是和其吸纳劳动力的程度成反比的。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会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即使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短时期的结构性短缺。
而所谓涨薪潮，部分专家的观点也有失偏颇。首先，就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言，本就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规定动作。随着社会总体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水涨船高。第二，一段时间以来，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酬标准、福利待遇被压得过低，与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即使所有农民工薪酬都上升30%，相比较而言，劳动力也依然是相对廉价的。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既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不要在短期内放弃所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否则，劳动力短期过剩的矛盾一定还会凸显。当然，随着劳动力（特别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确会有一些“仅仅看重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可能要撤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日渐雄厚的国内资本会不断地补充进来。我们不必为此而过度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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