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周所警告的，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疲软迹象。更糟的是，它还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缺乏可靠的长期增长战略。缺乏这样的战略，全球经济不太可能实现强劲复苏。
　　过去15年内，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受到过度消费（债务推动资产通胀，资产通胀造就过度消费）的推动。危机终止了这一过程，但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出口行业规模过小，发展不充分；金融行业则过于庞大，目前正在缩小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削弱了美国经济本应具备的高竞争力。能源定价问题遭到忽略，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及交通设施投资不足。教育体系普遍存在效率及效益低下的问题。此外，由于预算政策失于稳妥，导致国家财政预算陷入困境。
　　即使美国制定了合理的财政策略，能够在短期刺激与长期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也仍然必须解决支出、投资与财政收入的规模和构成问题。为筹措资金，进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国内私人消费必须收缩。这意味着必须增加税收。此外，当前的政府支出必须从消费转向投资。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公共服务。因此说，以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方式恢复财政平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这还不够。真正的问题在于就业。这里不仅指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特尔(Intel)在任多年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近期在一篇富有创见的文章中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制造业正在从美国消失，这一趋势必须扭转。问题是，怎么扭转？
  　毋庸置疑，美国的社会契约已经开始破裂。契约的一面载明美国是个开放、灵活的经济体，另一面书写着保证勤奋上进的人能够就业、并且收入不断增长的承诺。正在破裂的是第二部分。
　　拿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来说，20多年来，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停滞不前。制造业工作正流向海外。全球范围内，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正在扩大，但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未能成功在贸易部门夺得足够大的份额。
　　过去15年内，过度消费以及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度发展，掩盖了上述趋势对就业的影响。如今，过度发展的行业有收缩的态势。同时跨国企业在方便他们进入亚洲和拉美高增长新兴市场的地方能获得发展。哪里靠近市场和供应链，这类企业就把业务设在哪里。对贸易部门、制造业以及越来越多的服务业来说，那就意味着在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
　　在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受过训练的廉价劳动力，让这类企业更无意投资相关技术，来提高发达经济体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演变中，非贸易部门，以及侧重人力资本和地理位置的高端可贸易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突出，其余贸易部门则逐渐萎缩。
　　贸易部门萎缩带来了问题。过度专业化可能危及独立性和国家安全。假如制造商都离开了，研发、产品开发和生产等环节间的溢出效应就会丧失。就业将陷入停滞。收入分配将会恶化，社会契约将进一步破裂。
　　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非易事。收入分配不均可以用税收手段来解决。但这不能触及根本问题。保护主义或许能改变制造业外流的模式，但同时必然会增加国内消费者的成本，并可能导致开放的全球经济分崩离析。
　　为避免保护主义高涨，必须采取别的办法。上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成立新的出口委员会，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大胆的举措：在发达国家有机会形成竞争力的那些贸易部门，建立广泛的公私合作，以投资推动技术发展。必须以创造资本密集型的就业为目标，且其劳动生产率应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当。
　　这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吗？显然不会。在美国（甚至全体发达国家），待就业人数并没有达到数亿之多。如果实施一项有针对性的计划，绝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会留在当前所在地，即发展中国家。如果美国（及其他发展国家）制定了可靠的新增长战略，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愿意在重振全球需求中发挥重要的互补作用，比如通过削减过度储蓄。
　　我们已经走上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朝着“新常态”迈进。这是无可避免的。风险在于，假如美国经济政策找不到新的方向，新常态没准会像这段旅途一样令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