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次看，经济结构调整箭在弦上，势在必行，但从微观层次看，市场主体理念和认识上的“转型”却可能没有跟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中国经济的深层尴尬之一。
　　虽然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但激情四溢的世界杯依旧撩拨得人心绪纷飞。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世界杯经济”讨论会，最深的感觉就是，业内人士在把世界杯和经济说在一起时，多少有些底气不足，鉴于“世界杯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是个基本共识，因此在谈论世界杯和经济时，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用到了“类比方法”，就是从世界杯的感悟中寻找世界经济的共鸣点。平心而论，这些类比都很精彩，也同样发人深省，但业内人士似乎觉得这种类比在正式的经济讨论会上谈论有些不合时宜，屡屡自谦“比较牵强”，或干脆承认这种类比只是一种“戏说经济”。
　　其实从学术角度看，世界杯和世界经济同样可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分“正经”和“不正经”，“合适”与“不合适”。就像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经济学留给世人的财富，不是一个个死板的经典结论，而是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世界杯、足球，乃至网络游戏、单亲妈妈的选择等等看似“不那么经济”的另类问题，很早之前就成了经济学的严肃研究对象，相关经济学论文大量存在于国际领域，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宏观经济研究团队之类的顶尖市场研究机构在每次世界杯举办前都会正儿八经地出一期世界杯展望的研究报告，用经济视角审视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学顶尖学术期刊中看到这些“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规范研究。中国有句古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每一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的认同和尊敬却大为不同。虽然所谓“正业”和“非正业”，归根结底都是偏见中的幻影。
　　但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种偏见似乎根深蒂固，如影随形。
　　这种偏见表面上看似乎又是社会问题，与经济无关，但此时此刻，笔者恰恰认为，这与中国经济大大相关。正如李克强副总理近期在《求是》杂志中撰文所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两个字上下功夫、见实效”。而在笔者看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迫切需要观念上的转型，扬弃对所谓“三教九流”的误解和偏见，引导市场人士像尊敬金融行业、生产制造行业一样正确理解和平等尊敬消费行业、服务行业和新兴行业。
　　这种观念上的转型迫在眉睫。6月29日，市场目睹了上证指数2481点的失守，沪深股市的大幅下挫夹杂着欧美经济数据的零星恶化在全球市场掀起了跌跌不休的颓势。再怎么说，沪深股市毕竟也是传递了诸多未来复苏信息的晴雨表。毫无疑问，随着6月底以来美国经济“超预期”表现的终结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扩散，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不减反增，而一向被视作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也在“2010年经济走势前高后低”的共识之余显露出了阴影。6月30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就将4月中国经济领先指标的环比增幅从此前公布的1.7%大幅调降至0.3%，低于前期的1.2%。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不仅如市场普遍预期那样可能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走上此轮经济复苏的增长率顶峰，并于第四季度感受到真实的增长率下行压力，还在当下面临着多重尴尬：其一，通胀压力与货币市场流动性趋紧的矛盾并存，受翘尾因素影响，6月CPI增幅还将高居3%以上，通胀尚存余力，而从SHIBOR利率和国债利率近期的上行走势看，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却不容乐观，如此矛盾将货币政策调控者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其二，前期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尚未达到预期效果，“量跌价不跌”的格局与“价跌量不跌”的愿景相去甚远，继续加强调控力度，恐将进一步放大“量跌”的增长拖累效应，而暂停调控则更会有损政策调控者的公信力；其三，外需后继乏力与内需用力透支之间存在矛盾，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已成共识，全球经济渐次从慷慨激昂的“超预期”复苏中理性回归，5月中国出口超预期增长的态势恐难以为继，而受制于耐用品消费的周期效应，中国汽车消费和家电消费在政策刺激下继续超速增长的空间已然不大。
　　面对这些尴尬，中国经济势必需要寻觅到坚实可靠的新增长点，而经济结构调整则是在摩擦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变革中培育出新动力的必然之举。说得更直白、更严峻一些，结构调整将是中国经济唯一出路。但观念“转型”的滞后，却给经济结构转型蒙上了一层阴影，走出这层阴影，需要经济决策者放下身段，主动引导社会大众和市场人士更加真实地了解“非主流”的新兴产业，在给这些行业更多政策优惠、社会保障的同时，给予他们切切实实的存在感和荣耀感，让每一个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行业都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