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经过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三次峰会，各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得以加强，世界经济呈现企稳向好的趋势。当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的发展正处于从危机管理和应对机制向确保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保障性机制转型阶段。
　　就确保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而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机制保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实现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体制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对话和协调。特别是在去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上，与会各国分别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减贫，以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未来前景的七大领域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且，此次领导人峰会还以宣言形式推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勾画了基本政策蓝图。借助这一框架，二十国集团成员将加强沟通和协作，确保各自实施的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应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在该框架下二十国集团成员将分享政策目标，关注中期内潜在的政策风险评估，确保各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增长的趋势相符合。尽管对于该框架涉及的政策审议和评估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但是国际社会在确保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是十分强烈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保障未来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的机制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持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性平台。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推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金融风险防范，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将发挥更多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在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其在全球金融稳定、增长和再平衡方面也将持续发挥关键作用等。
　　第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继续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一个有效协调和相互配合的机制性平台。当前欧洲部分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普遍担忧，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明显加大。为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各国更需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相互协调性，审慎实施退出战略。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实施非常规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对世界经济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减少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高层沟通平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危机时期常常成为各国政府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应对国内就业压力的工具。但是，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战争，最终对所有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在全球经济政府缺失的情况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提供了一个加强合作、反对保护主义的高层沟通平台，对维护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将会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提供了动力平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已经在推动各国在节能减排、环保技术和新能源开发和应用等领域的合作，为培育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提供政策支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初期，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为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积极推动各国加强科技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日益显现。
　　第五，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高。过去三次峰会中，各国已经达成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金、技术支持的初步共识。未来峰会可在支持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开发银行增资，以及改革方面发挥更多的积极促进作用，确保最贫穷国家在发展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援助。只有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才有望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长远发展。
　　总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协调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但是要有效保障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机制建设方面仍需克服三个方面的挑战：合法性、有效性和组织机制建设。合法性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尽管比八国集团要大很多，但是依然没有实现充分的代表性，例如广大非洲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不足。有效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确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议题选择和峰会成果文件的落实效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未来地位的稳固将直接由其能否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目标实现来决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建设上，是否设立秘书处并逐步建章立制依然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今年多伦多和首尔的两次峰会是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建设的关键节点，关系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