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4月的G20英国伦敦峰会，到2010年6月的G20加拿大多伦多峰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在于，是从一场集体财政扩张的峰会，到一场共同财政收缩的峰会。
　　可以看到，2009年底至今，从迪拜到希腊，再到目前市场担忧的欧元区、英国、日本乃至中国、美国的债务问题，都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09年的财政救助和财政扩张，私人公司部门的债务危机被转嫁成了公共部门的债务危机。
　　去年4月7日，笔者曾撰文《G20漠视的公共财政过度杠杆化》，评论当时的伦敦G20会议，认为伦敦G20会议漠视公共部门过度杠杆化，这将给未来的全球经济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
　　而目前，这层阴影已经变成浓云，并且在希腊和欧元区变成疾风暴雨。
　　此次多伦多G20峰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此前G20韩国釜山会议发布联合公报，已经定下了基调：各成员国眼下应投入更大精力削减财政赤字，以平复市场对债务危机的担忧。
　　在发达经济体复苏前景未明的背景下，放弃扩张思路，转而采取财政紧缩，将加剧经济增速的下降以及失业率的攀升。但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凯恩斯主义的原理，是通过政府财政扩张创造新的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政府扩张带来的债务问题，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很少被人集中关注过，其危机也很少传导到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最终链条。
　　目前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欧元区走到了尽头，在英国走到了尽头，在储蓄率非常高的日本、中国也走到了尽头，即便在美国，也正走到尽头。英国昨天宣布的紧急财政预算，内容核心是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这被定义为将开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财政紧缩时代。
　　如果说危机之后的财政扩张是凯恩斯主义复活，尤其以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为标志；那么以此次多伦多G20峰会为标志，全球将正式开始“去凯恩斯主义”。
　　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例外。2008年底和2009年的财政、信贷扩张，加剧了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也给银行业资产质量蒙上了阴影。2009年底至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回升，是一次典型的“伪复苏”，而不是“真增长”。在市场表达出对地方债务和银行业的担心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没有太多继续主动实施的空间。
　　最大的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可持续”、“货币可持续”，如果以财政和货币的不可持续增长，来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