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市场的理解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第二种是引导投资更多地偏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我国固定资本存量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二者所需要的条件和基础并不相同。我们认为不宜对消费转型期望过高，经济转型真正的突破口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
不宜对消费转型期望过高
对于提高消费占比的经济转型模式，我们认为市场可能期望过高。
驱动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在于“国民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与消费形成互补关系的基础设施的供给”。在财政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中国的基础设施供给出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另外制约消费的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以及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微弱，这决定了2010年中国消费需求虽继续增长可期，但对其幅度的期望不宜过大。
一个长期的误解是，中国消费低的原因在于高储蓄率。一些新的研究发现，造成中国消费占比GDP长期偏低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实际上，GDP中的劳动者报酬在数值上一直非常接近于私人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劳动者报酬在2003年以来的8年时间中，一直稳定于85%的较高水平，这说明“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已经消费得差不多了。
消费占比偏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收入占比GDP的份额出现趋势性下降：GDP收入法中的工资收入占比从2003的49.6%下降至2009年的38%；同期居民最终消费占比由42%下降至35%。
不难看出，提高消费在GDP支出中的占比，意味着需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分配中的占比。
各国经验显示，消费占比趋势性提高的契机，在于劳动力供不应求，出现一轮较大的工资上涨，并由此引发一轮较难治理的通货膨胀。这构成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升的前提。日本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半段以及90年代上半段，韩国发生在1988~1993年。
而这样的变化中国目前仍未确切地看到，中国近7年实际工资增长率有3年为负，7年平均增长率为-0.6%，由于催化剂尚未出现，谈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占比的系统性提升，还为时过早。
消费的结构性机会在哪里
就消费改观的驱动因素而言，2010年中国消费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来自财政投资带来的基础设施供给改善。
由于基础设施与消费形成密切的互补关系，比如道路、电力设施、电视信号、自来水管道与汽车、家电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按照1985年可比价格，城镇人均实际总收入1999年约为1671元，2008年农村人均实际总收入为1715元，已略高于1999年城市的水平。但是，在收入相当的水平下，农村耐用品消费明显少于城市：2008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电冰箱、电脑、空调、洗衣机数量分别为99.2、30.2、5.4、9.8、49.1台，分别比1999年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相同耐用品少12、48、0.5、15、42台。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道路有限、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价高昂、自来水缺乏，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的情况对于消费有着深远影响。
经济转型的真正突破口
相对于消费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本存量在我国总固定资本存量中的占比提升更加值得期待。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转型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中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本质上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在我国经济中，这一变化将较消费占比的提升拥有更加坚实的收入来源，用于消费的收入对应的是GDP收入法中的劳动者报酬，用于投资的收入则是GDP收入法中的“营业盈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与折旧两部分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高达46%，至2009年，该笔资金约为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折旧为5.1万亿元，营业盈余10.9万亿元，1993年以来，我国（营业盈余+折旧）/固定资本形成的指标由0.82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1.12，较高的折旧循环资金和企业利润构成了我国投资结构转型重要的资金保障。
2010年上半年，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总需求膨胀、经济过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出新兴产业扶持政策，无疑将会加大经济热度和通胀风险。4月份地产新政的出台，客观上将使我国的经济热度下降，已经膨胀的总需求必须先把该压的压下来，之后才有空间进行方向性、战略性的提升。
我们认为，保持总需求（总支出）平稳，从而实现经济、就业形势的平稳，仍是政策追求的目标，增加投资支出正是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将首先形成的客观效果，这将与地产调控形成的总需求减少遥相抵消。
笔者以为，下半年政策大的布局是，以抑制地产需求作为稳定房价的手段和代价，另外两大块需求——出口、消费维稳，同时力推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增加支出，尽可能弥补因地产调控带来的总需求和就业缺口。根据公开信息，这些产业将包括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