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难求”、“贫富悬殊”，可算当前两大社会顽疾。而近日的一则新闻，则将这两个问题一网打尽：武汉今后将不再成片开发经适房，以后无论开发什么楼盘，都将采用富人与穷人混居的方式进行。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消弭穷富之间的心理隔阂。(《武汉晚报》6月15日)

　　看来这不光是一条简单的政令，还被当成了一个疗救社会心理问题的方剂。尽管在端午节假期，这条小消息还是引来不小的关注。
　　其实，它并不算新闻，因为“贫富是该分居还是混居”的问题，至少四年前就引起过激烈讨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有任志强“贫富分居，先富带后富”论；随后，各地政府也出台过各式政策，或明或暗地支持过“贫富分居”或“贫富混居”论。只是，公文行文稍显隐晦，不像任志强大嘴那般直白和招摇罢了。
　　而实际上，不管你承认与否接受与否，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任大嘴力挺的高档“富人区”，早就是既成事实，任志强不过又说了句不讨人喜的大实话而已。不管我们在感情层面上是否抵触，这种“同城差异”现象，确实有其丰沃的现实土壤。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除了传说中“均贫富”的大同社会，或理想得近乎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无论社会怎样发展，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总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既然人们的收入和支出、消费和投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开奥拓还是开奥迪，啃窝头还是吃燕窝，都由各自的经济能力决定，这就很好接受了。
　　可在住房问题上，人们似乎更为敏感。可能因为这一问题早已超出简单的居住权，而是关涉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先富群体的社会责任等。这也就是武汉方面认为，若实施贫富混居，将有益于消除穷富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增进社会融洽度的核心意义所在。
　　所以说，贫富分居还是混居之争，其实混淆了大众的道德感受与公共住房模式之间的界限。房产商开发楼盘，有其商业模式的考量和自身的利益定位，这将决定他的行为取向。由于一种先入为主的“为富不仁”的影响，在贫富分居等住房模式问题上，公众有时也会持有一些非理性见解，这又可能是一种群体无意识。
　　人们无法容忍臆想的旧社会式的“贫民窟”，而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武汉提出的混居概念，就是一种努力。而如何保证其现实可行性，则又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在经适房乱象下，贫富混居能否让夹心层让底层民众得到实惠，还需超强执行力以及连环的配套政策兜底。如前所述，房地产老板不是慈善家，富人区更合其口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责无旁贷。
　　当贫富混居真正可行之后，最佳的城市居住模式还应是动态的：不能是“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吃亏的永远吃亏”，而应是人们享有平等的发展与变动机制，贫富之间有比较充分的流动机制。这或才是我们抛弃情感上的不适，理性讨论贫富分居还是混居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