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宏观数据,CPI和PPI数据分别为3.1%和7.1%，CPI增幅创下19个月新高。与此同时，央行发布数据显示，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394亿元，同比少增275亿元，比4月减少1346亿元。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6.34万亿元,同比增长21%，比上月低0.5个百分点，M2增速连续6月回落。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通胀压力，尽管货币政策正在紧缩。
　　就在5月份数据公布前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通缩或者二次探底的言论开始流行，较为中性的观点则强调两难，即一方面要防通胀，一方面又要防经济下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2个月，中国经济面临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外部面临欧洲主权危机引起全球通缩的可能，而在内部，房地产调控与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让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投资，面临熄火危险。而这种担忧传导到股市，受坏账增加疑虑以及新房交易量增幅下降影响，银行股与地产股阴跌不止，拖累大盘下泻600余点。因此，在整个五月，受伤的资本市场一直在寻找下跌的理由，这让所谓“通缩论”抬头，并期望政府放弃调控政策。
　　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通缩，而是通胀压力始终高悬。要知道，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下降来论证通缩是无厘头的行为，因为通货紧缩指的是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到物价下跌，形成通货紧缩。而中国住房的交易量下降，并非人们收入减少所致，而是调控造成的预期影响购买行为，尤其即使不是由调控导致下降，那也是因为资产价格膨胀的原因而非通缩。汽车销售量的逐月萎缩也非购买力下降，而是市场饱和度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中国流通货币在去年以来并未减少而是增多，尤其是民间剩余资本四处投机，成为一些农产品、中草药、收藏品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更直白的现象是，中国爆发全国性的加薪潮，这是因为通胀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迫使工人提出更高的薪酬要求，这也是很多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甚至一些地区开始征招年龄较大的工人。作为通胀的产物，加薪潮表明，中国存在通胀压力而非通缩危险。所谓通缩，不过是资本市场投机者梦幻的拯救，尽管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最纠结的局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因为政府的政策至今仍然较为宽松，除了抑制资产泡沫的局部政策之外。
　　目前，市场担忧的是政策退出与二次探底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忧虑在中国并不存在。因为，世界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后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遭受危机的欧美国家去杠杆化后，民间经济并未复苏，而政府面临赤字危机，财政紧缩是必然选择，这可能会导致欧美经济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并未被华尔街的衍生品所感染，但是却实行了积极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因此，他们今天大部分面临通胀压力。
　　在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等国加息后，巴西央行9日上调利率75个基点至10.25%。这是该行自金融危机后连续第二次升息。新西兰央行10日也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从2.5%上调25个基点至2.75%。这是该行自2008年7月迄今的首次加息行动。为应对危机，中国向市场注入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流动性，尽管CPI数据温和，事实上，人们的感受已经深陷通胀，因此，中国根本不应该考虑二次探底的问题，而是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加息的选择。
　　为什么中国显得选择两难，畏首畏尾呢？这是因为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即中国面临巨大的结构调整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在稳定增长（就业）、经济转型与抑制通胀三角关系中维持均衡，而且始终将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不惜以发生所谓的“结构性通胀”为代价。尤其是在危机之中，以天量的信贷投放与财政投资完成保八任务，埋下通胀隐患。转型也需要一个稳定增长环境作为挪移的空间，而且如资源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都会提高中国的生产成本，增加成本性通胀压力。因此，防通胀实际上处在政策队伍之尾。
　　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通胀压力、难见成效的转型以及依靠货币推动的增长经过几年的运转，现在三者之间的均衡很容易被打破。这意味着，一味维持增长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即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潜力不大，需要尽快转型，否则会积累更多的信贷压力、地方债务、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通胀也会爆发。因此，中国所担忧的并非二次探底，而是传统发展空间的削弱以及转型带来的阶段性混乱。
　　首先，转型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抑制低效的重复性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地产泡沫，这会削弱投资的拉动力，而外需若有不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动力不足。其次，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增加百姓收入才能扩大消费。而增加工人初次分配的收入，比如目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加薪潮，也会让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面临倒闭风险。但是，在此阶段，新兴产业并没有成长壮大，民间投资也因行业壁垒和产能过剩而活力不足。转型让未来经济增长陷入困惑，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此，才有担忧所谓的“通缩”、“二次探底”。
　　实际上，在增长、转型与通胀之间，现在中国最现实的抉择是令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即通过抑制通胀，降低货币推动增长的能力，防止经济泡沫化。也就是说，高增长不应该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了，而应该是降低增长目标，这样才有空间抑制通胀，并鼓励转型。否则，以货币继续推动高增长，必然引爆通胀，并抑制转型力量而鼓励投机性活动。
　　只有先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才能让经济处于一个可期的稳定环境中，有利于市场做出判断并进行恰当的投资。否则，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走钢丝的局面，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刺激增长，同时又要防止通胀与金融安全，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将不确定的风险推给了所有的市场主体，引起恐慌，并刺激更多的短期经济活动，更加破坏市场的稳定。因此，中国经济在区域投资计划与振兴新兴产业的双重保护下，应该逐步降低增长速度，并加快转型的步伐，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