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债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已暴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失业率突破两位数，日本不到一年便再度换相，很多人把世界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新兴市场身上，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要可持续增长，也需要克服不少问题。对中国来说，当前最迫切的恐怕就是提高劳动者薪酬、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了，近期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为代表的多起恶性事件使人们对中国劳工权益问题更加关注。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05年到2009年，我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从31.4万件增长至68.4万件，年均增长21%。看到这一切，我们不难理解，劳工权益正在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按照许多企业薪酬状况，工人已无法保持10年、20年前的生活水平，这种问题在一度号称农民工工资20年不变的珠三角地区许多出口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其次是因为要求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果实，这是工人天经地义的权利。工资必须体现历史和社会的因素，马克思不是早就告诫我们了吗：“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既然我们的GDP已成倍增长，目前全社会习见的消费水平比一二十年前已高出一大截，既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提高很多，还指责珠三角工人不愿接受每月五六百元的工作而宁可失业，是否太过分了呢？
　　任何时候都有一味为老板辩护的人，任何时候都有把“市场”置于人命、人性之上而不是要求它为人服务的人。我们无法钳住别人的舌头不去突破人性底线，但我们应该明白自己该怎么做。好在前有中央政策文件明文宣示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收入；后有各地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广东、江苏、北京等省市已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以上。本田和富士康已分别加薪30%以上，其中富士康深圳地区加薪幅度达到66%。富士康同时还将执行每个员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制度。在政府最低工资标准法规要求下，考虑到这类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他们的举动将带动相当一部分企业跟进。
　　当然，置身“全球化”大潮之中，能否加薪？加薪幅度几何？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在现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苹果、诺基亚之辈控制设计、营销等高增值环节，获取绝大部分收益，在国内社会以强势面目示人的富士康实际上只是收益率甚低的代工厂，还需要为争取微薄的代工收益而与全球范围的同行火拼，压榨劳工就成了他们“降低成本”的出路。这，就是当前全球化国际分工残酷的现实。一直以来，有些外资企业就是摆出了这样的姿态：要我加薪？那我就关厂去别的国家投资。也正是在这种“全球化”的压力下，2004年8月，有关部门到东莞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时，东莞方面只同意从每月450元提高到不超过480元，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
　　在如此全球化的大潮面前，我们并非没有招架之功，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和60年奋斗，我们拥有勤奋自强不息而且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大军，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还在持续提高；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有堪比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有相对高效率并在不断努力改进的公共服务；有较强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性；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加薪又将推动国内市场加速膨胀；我们拥有辽阔的国土，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能消解部分成本上升压力……笔者以为，所有这一切，赋予了我们大面积、较大幅度加薪的底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被视为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最热门替代国的国家罢工频率、概率也比中国要大得多，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提高工人待遇的良好时间窗口。利用好这个时机，我们能将加薪必然带来的冲击削弱到最低限度。
　　尽管如此，仅有当前的加薪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预见未来可能遭遇的问题。二十年来，全球化的深化已直接间接导致了众多西方国家福利体系崩溃，令不少西方人惊呼要警惕“全球化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我们的某些人则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辉煌成就”而志得意满。可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某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国家，造成相应的就业机会流失，届时，目前的这批全球化受益者们将有沦为受损者之虞。这个问题，中国白领们未来也不可能逃脱。而要防止因此而造成的严重冲击，我们需要早作筹划。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